一、引言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金融业走过了非同寻常的发展历程。70年来，国内外各界人士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对中国金融业各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些国际组织以及境内外相关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美国审计总署、美联储、德意志银行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等都在关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改革问题；一些国际知名智库、咨询公司和金融机构，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布鲁金斯研究所、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麦肯锡公司、埃森哲公司、英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集团等都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持续关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对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定期发布研究和咨询报告。 如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自1995年进入中国，对金融改革发展中的股权投资、贷款和风险管理等问题进行调研。该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是国内研究者了解国外机构对金融改革相关问题看法的重要资料；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于2006年设立了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通过项目资助和政策建议与国内高校和政府部门进行合作，并介入到中国金融业的研究和实际活动中，资助和支持发表了不少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美国兰德公司的国家安全研究部，关注和研究了中国银行业改革及其发展趋势等相关问题；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也在关注和研究中国金融业的相关问题，在其2017年5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集中调研了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问题，如银行业体系的不良贷款、金融不稳定，以及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等。①②③④ 国外学者或独立、或加入这些研究机构，聚焦中国金融业的改革转型、影子银行、金融体系发展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金融业发展问题，如美国学者保罗·D.雷诺兹研究了中国国际银行业务和金融体系问题；世界银行现任经济顾问威廉·伯德对中国金融体系和银行不断变化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澳大利亚学者谭安杰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改革进行了初步总结，认为无论是在间接还是直接融资方面，中国都在进行有成效的改革，进而形成金融改革发展的渐进路径。⑤⑥ 90年代后，境外学者比较关注金融业改革成效问题，如保罗·鲍威尔和戈登·怀特研究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卡斯滕·霍尔茨研究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中央银行的作用问题；谭安杰研究了四川私营银行个案——汇通城市合作银行的历史和改革发展问题等。⑦⑧⑨ 自中国加入WTO后，境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以及相关的金融政策问题。如美国著名银行家和中国史研究者蓝德彰研究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认为在加入WTO后，中国颁布了类似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金融监管法，对金融市场实行分业监管制度是不够灵活的，中国同意加入WTO的框架协议，但金融业是用保护主义政策来应对的；美国布朗大学教授爱德华·S.斯坦因菲尔德研究了1978至1998年改革开放期间中国金融中介机构的低效问题、银行业不良贷款以及技术性破产等问题；德国墨卡托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海尔曼研究了中国金融监管问题，认为列宁式的政治制度有利于金融监管制度的集中化，通过党组织控制高级金融主管，以及党组织发起的制度重组，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治领导层推动了金融市场监管的集中化，以及一系列的金融监管创新；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前校长和经济学家劳伦斯·H.萨默斯，则讨论了中国商业银行信贷的政治经济学、政策性信贷和银行重组的成本问题。⑩(11)(12)(13) 2008年以后，境外学者关于中国金融史研究的问题相对多元化。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系教授甘思德研究了中国资信评级行业的发展状况，认为该行业是衡量中国政府对待私人机构立场态度的晴雨表；美国学者麦克汉纳和马斯科西莫维以及世界银行官员阿斯利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的正式和非正式金融制度问题；加拿大学者林内特·H.昂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金融制度改革的设计，特别是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问题。(14)(15)(16)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史宗瀚研究了中国近20年来利率市场化改革问题，认为不同年龄段的技术专家对于改革方式持不同意见，利率市场化改革只能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才有可能进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格兰特·特纳等人研究了1998年以来中国银行体系的结构和规模、中国银行业务活动的主要特点，以及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和制度安排等问题；美国哥伦比亚法学院凯瑟琳娜·皮斯托教授，从法学角度研究了中国金融监管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问题；加拿大学者乔治·T.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2012年中国和外国学者关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问题进行了文献梳理和评述；美国学者塔雷克·A.哈桑、托马斯·M.默滕斯和托尼·张研究了中国的汇率和资本集聚的问题；丹·艾维运用法金融学的研究范式，讨论了以财富管理方式存在的中国影子银行问题。(17)(18)(19)(20)(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