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8—0178—06 卓别林是20世纪最重要的电影艺术家之一。法国电影史家萨杜尔指出：“在整个无声艺术时期，美国的喜剧学派一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学派。卓别林的天才首先给这个学派创造了光辉的成绩”[1](p.252)。其喜剧电影在中国早期影坛同样获得巨大声誉，被公认为“以滑稽名者，首推卓别麟”[2]。早期传入中国的卓别林影片，如《从军记》(Shoulder Arms，1918)、《大闹怪剧场》(Charlie at the Show，1918)、《百万金钱》(Sunny Side，1920)、《发薪日》(Pay Day，1921)、《寻子遇仙记》(The Kid，1921)、《巴黎一妇人》(A Woman of Paris，1923)、《逃犯》(The Pilgrim，1923)、《淘金记》(The Gold Rush，1926)、《马戏场》(The Circus，1928)等，几乎每部都“连演数次，满载好评”，甚至“历二星期之久，观众踊跃如初，卖座至终不衰”①，其号召力之大可见一斑。 当然，中国早期影坛对卓别林的认识有个过程。“闹剧时期”的卓别林影片，如《从军记》《大闹怪剧场》《百万金钱》《发薪日》等，被看作是滑稽而不是艺术，认为“他的滑稽表演，只靠着唇上的短须，手中的手杖，和脚上的破靴帮助罢了”，是“以扮鬼脸、装油腔为能事，终至毫无艺术的价值”而只能“供人消遣”②。卓别林影片被接受并承认为艺术，是国人在看了他“艺术时期”的《寻子遇仙记》《巴黎一妇人》《淘金记》《马戏场》等之后。认为“他的艺术，是真的艺术”，认为这些“有艺术价值的影片”包含着“浓厚的情感、热烈的思想”，“不但能使人一饱眼福，并且能使人的心灵得到一种快乐、安慰或戟刺”③。且将其与国产片比较，认识到中国“电影艺术实在幼稚得很”[3]，认识到卓别林那些“有艺术价值的影片，是值得吾们永远挂齿的，永远萦绕在脑海中的，永远可赞美的、研究的啊！”[4]这对中国电影人去学习借鉴，并以此建构中国电影和电影观念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中国早期电影受到卓别林的影响，学术界关注较少，从电影观念方面的研究更是少见。本文着重从“电影观念”层面论述卓别林对中国早期电影的深刻影响。即如中国早期电影家着重是通过观摩外国影片去琢磨电影艺术和技术，中国早期电影在“观念”层面受到卓别林的影响也主要不是从观念到观念，更多的，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是透过卓别林的影片，去认识电影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去认识“电影是什么”以及电影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而形成关于电影的观念的。 一、“电影将成为人类之写真” 雅各布斯在《美国电影的兴起》一书中，认为“卓别林的重要不在于他对电影艺术方面，而在于他对人道的作用。如果把他当作一名电影工艺家来看待，那是微不足道的，他没有给电影添加什么新的形式，但是他创作了许多重要的影片来充实社会”[5](p.239)。确实，相较于艺术形式，卓别林摄制影片更注重内涵，尤其强调要真实地表现社会人生。他说：“艺术无论是让人愉快还是难过，都是支持他所认为的真理的”；“一件东西要足以成为艺术，得让人认为真诚才行”[6](p.51)。电影如何才能体现“真理”和“真诚”呢？卓别林认为最重要的是真实。 卓别林的这种电影观念在中国早期影坛就有译介。1923年，《申报》发表译文《卓别麟对于电影之论调》就介绍了卓别林的这个观点：拍摄故事片应该像新闻片和教育片，“所摄入之凡事凡物，或极平常，而皆为实事，毫无假借，不事虚构……乃真正日常生活中时有之境遇”[7]。1925年，《民国日报》发表译文《卓别灵对电影之论调》，强调电影家必须“对于社会上有一种责任之负担”，电影摄制要“能得知社会之真实需要”[8]。1927年，《中国电影杂志》译介卓别林的文章，强调“电影将成为人类之写真”[9]。 透过卓别林的影片及文章，中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认识到，电影若具艺术价值，首先是要真实地反映社会人生。时评“他了解‘人生’的真义，所以他无处不以人生问题来作背景”[10]，故“他的艺术，是真的艺术”，他的影片是“作社会生活的写真”[11]，抓住的就是卓别林电影的这个特点。其次，是认识到卓别林摄制电影能够深刻地表现“人生的真意味”。所谓“贾氏的艺术是追求于真理之下的，他是不懈不怠地观照人生、体味人生，然后再由自己独创的方法表现出来，使人们实尝了人生的真意味，而又在欢笑的后面得着大的教训”[12]，就是看到卓别林影片在“作社会生活的写真”基础上，对于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和发现。再次，人们还由此发现了卓别林在美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独特意义和贡献：“在卓别灵未入电影界以前，电影内容颇多虚伪和不自然的做作”，是他努力摒弃这些，而“把日常生活中观察所得，应用之于趣剧的表演……再把它和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趣味结合起来”，使得银幕表演“渐趋于唯实主义”，促使电影走向自然和真实[13]。 那么电影如何才能真实地表现社会人生呢？透过卓别林的影片，中国早期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认识到，电影应该真实地描写一般的社会和普通的人，尤其是要真实地描写社会底层的艰难人生，批判社会中的丑恶，要为社会底层人们鸣不平。特吕弗在《巴赞论卓别林》“前言”中说：卓别林“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这对其电影创作深有影响，“我们应该在这种赤贫的状况中看到一种爆发的力量”[14](P.3)。卓别林影片这种“爆发的力量”让中国人同样感受深刻，认识到此乃因“卓别麟的作品多数是从下等阶级生活描写的缘故”，认识到“他的影戏的特点就是能替一般贫民鸣不平。他的片子，几乎十个中有八个是写贫民生活的片段，所以他演的片子不单可笑，在笑声中实在还含着多少眼泪。”④。当年，国人就是从这里去认识和评价卓别林影片的。例如《巴黎一妇人》，人们看到此片“含有‘个人主义’的思想，他是就婚姻问题上，描写社会之不自然，使个性、人权横被阻遏，至于发生种种罪恶的结果，令人联想到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意味”[15]。《寻金记》和《马戏场》得到好评，也是因为影片“为民众创造些新的东西”，能够使观众得到“深刻的人生印象”[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