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易文乘船前往香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避祸。一度与易文过从甚密的穆时英、刘呐鸥因担任伪职而先后遭到暗杀，由于担心受到牵连，易文不得不暂时离开暗杀成风的上海，前往香港避难。①这次约一年半的留港经历，给年轻的易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以后的人生岁月中，香港注定将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抗战结束后，易文以报人的身份活跃于沪港两地的新闻界，并于1948年底在台湾短暂居留。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自1949年末起，易文开始定居香港，由是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由沪赴港的“南下文人/影人”群体的重要一员。以香港为主要创作基地，易文在接下来的近三十年中横跨报人、文人、影人等多个身份，为战后的香港文坛及影坛贡献良多，且影响深远。易文在香港的跨界转型及电影创作，体现了政治、商业、文化诸因素的博弈，为我们考察战后香港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案例。 一、“南下文人”的跨界实践 易文原名杨彦岐，1920年生于北京，幼年随家人移居上海。易文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且家学渊源颇深。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易文在少年时代即对传统文化颇为熟稔；青年时代就读于金陵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经历，令他对西方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② 易文与电影结缘可追溯至1936年，当年他将自己创作的电影故事《时代中》投寄给明星影片公司，虽未获采用，但得到剧作家洪深的复信。后者在指出该作“缺乏中心思想”的同时，亦肯定了少年易文的写作技巧。③1940年前后，易文结识了黄嘉谟、穆时英、刘呐鸥等人，由此“对电影兴趣大增”，“时与刘呐鸥等研究电影剧本之写作，亦常至海格路丁香花园新华影业公司摄影厂参观”。④易文真正介入电影创作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1948年，他撰写的多个电影剧本被搬上银幕，如《风月恩仇》(方沛霖导演)、《寻梦记》(唐煌导演)等。大体上说，在1949年之前，易文的主要身份是报人，⑤他在艺术方面的主要兴趣集中于文学创作。电影对他而言并非主业，毋宁说是一种兴趣。 定居香港之后，易文逐渐将精力转向电影方面(尽管仍与新闻界、文学界保持一定联系)，完成了从作家、报人向影人的转型。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易文从事电影活动的这三十年间，正是战后香港电影业格局最为复杂、微妙的一段时期：一方面，香港国语制片界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衰退之后，在50年代中后期迎来了重组和转型。易文到港初期服务过的多家独立制片公司纷纷倒闭，取而代之的则是崛起中的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懋”)和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这两家片厂巨头。另一方面，在愈演愈烈的冷战氛围的笼罩下，香港影坛的意识形态对抗日渐明显，“左”“右”对立的局面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以“南下文人”身份到港的易文顺应香港电影工业的发展，并以其敏锐的艺术触觉和出众才华推动了香港国语片的发展，并成功实现了跨界转型，拓展了自己的创作范围。 易文进入香港电影业之初，主要是担任编剧。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他为永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永华”)、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艺华影片公司等制片机构撰写了多个电影剧本。彼时香港电影界“左”“右”对立的局面尚未公开化，凭借在文化界的广泛人脉，易文既与右派文化圈子关系密切，又私下里与左派往还颇多。⑥这一时期或可称为易文在香港创作的磨合期。他需要了解和适应香港电影界的情况，寻找新的创作方向。1955年担任新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新华”)编导，标志着易文创作上的一次重要转向：他正式将电影作为自己的主业，并且不再限于剧本创作，而是同时担任导演[在此之前，易文于1953年执导了第一部影片《名女人别传》(与唐煌合导)]。在为“新华”执导了几部小成本影片之后，他于1956年正式加入国际影片发行公司。⑦同年，该公司接收“永华”片场，改组为电影懋业有限公司。 以加入“国际”/“电懋”为分水岭，易文在香港的电影生涯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他主要以编剧的身份参与电影创作，间或(联合)执导影片，其作品主题多涉及历史、政治及国族等议题，且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虽然作品数量不少，但尚未形成较为齐整、统一的艺术风格；1956年之后，易文通常自编自导，其作品不再纠结于回顾历史、缅怀传统，抑或直接表现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更倾向于在现代化进程加剧的背景下，表现新兴中产阶级(通常是内地移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并且形成了相对统一、鲜明的艺术手法和个人风格。综观易文这两个阶段的创作，对传统和现代性的不同表现，构成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不妨说，传统与现代性是贯穿易文在香港电影创作的一条重要线索，二者既相互对立排斥，又共生共存，难以截然分开。二者之间那种吊诡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易文作为一名右派“南下影人”的精神底色与创作基调。在笔者看来，传统与现代性的此消彼长，固然与易文的成长背景和审美趣味息息相关，更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文化冷战有着莫大联系。 二、暧昧的“传统”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当易文逐渐将创作重心转向电影之际，香港的国语制片界正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市场衰退、发行渠道减少，以及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给香港国语制片界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从创作的角度说，以中国内地、香港及东南亚的华人社群为主要市场的香港国语制片界，基本上沿袭了战前上海电影的拍摄手法。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包括易文在内的“南下影人”，“大部分都怀着一份过客的心态留在香港”，其创作“除了选拍的题材大多与中国历史有关外，即使谈到现实社会问题，上海(中国)与香港的界线似乎也有意无意地划分清楚”。⑧概言之，在沪港电影传承的大背景下，“南下影人”所拍摄的以古代或民国时期为背景的影片，多展现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风貌或人情世故，而较少触及香港及其现代性等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