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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时间为序，梳理了欧阳予倩一生的电影活动，并从多个角度分析归纳了他的电影艺术成就。欧阳予倩善于在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从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中汲取养料，由编剧、导演、表演、洗印、录音、剪辑、发行等多种工作全方位介入电影实践。他以积极入世的姿态，将电影作为提高民众素养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其作品内容形式质朴圆融，立意深邃高洁，别有风骨。
青年时期欧阳予倩与夫人刘韵秋 欧阳予倩从影的第一个集中时段是1926-1927年。他在民新影片公司完成了《玉洁冰清》《三年以后》《天涯歌女》电影剧本，导演了其中两部，还在两部电影中饰演角色。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迎来商业发展的高峰，欧阳予倩加入的民新影片公司在作品的艺术性和社会价值上有更高的追求，堪称影坛的一股清流。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欧阳予倩的作品传递出朴素的美感。《玉洁冰清》“处处表现自然之美，园林风景，引人入胜，张织云饰素仙，活泼泼地，散发跣足，尤呈美观”。[1]这部作品描绘了世俗的重压与诱惑，更表现出对人之天性的尊重。在主题上，欧阳予倩的三部电影作品抨击封建陋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歌颂美好爱情，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 第二个时期是1934-1938年。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7月进而发动对全面侵华战争，这个时期的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田汉认为，欧阳予倩在经历了“一·二八事变”之后，艺术上更民间了。[2](P98)他的电影反侵略反压迫的意识非常鲜明和强烈，且佳作颇多。自1934年秋开始，欧阳予倩先后加入新华、明星、联华、华安等影片公司，编写了《桃花扇》②《清明时节》《小玲子》《海棠红》《如此繁华》等剧本，并导演了其中三部。1938年，他从桂林来到香港，编写了借古喻今的电影剧本《木兰从军》和《开天辟地》。他非常注重作品的真实性，认为“艺术的标准就是要把握住人生的真实，社会的真实”。[3](PP73-75)1935年，他在《为什么要写实》一文中提出，在“目下中国用‘和平’来安慰自己已经不行了。教育不普及的人民应当让他们知道帝国主义深入到甚么程度；要知道民族衰落的所以然；要知道饥饿与破产的原因；要从醉生梦死、得过且过、颓废的空气中振作起来；我们不必隐瞒自己的弱点，也不必怕自己的批判”。[3](PP73-75)他的电影《如此繁华》被评为“上层社会的X光镜”。③在电影技术发展的历史阶段上，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进入了有声时代，欧阳予倩有意识地探索声音在电影艺术表现上的种种可能。他还为多部电影的歌曲撰写歌词，例如为《桃花扇》编写的《定情歌》、为《如此繁华》编写的同名主题歌、为《木兰从军》编写的主题歌《月亮在那里》等等；由于歌词清新优美、贴近现实、朗朗上口，在青年观众中广为传唱。 第三个时期是1946-1948年。战后的中国电影各项事业在逐渐恢复，进入到现实主义创作的繁荣期，由于内战和社会经济的动荡，国家的政治命运和民生问题成为焦点。1946年，欧阳予倩完成电影剧本《关不住的春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昆仑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投拍完成；同年12月，他与新中国剧社一起赴台；1947年，他在台湾遭遇镇压“二·二八”起义，于当年10月下旬到达香港，编导了两部非常重要的电影《恋爱之道》和《野火春风》。在叙事模式上，欧阳予倩的作品往往采取家庭内部的视角，表现社会矛盾在家庭生活中的激化。他擅长揭示人物尤其是女性的精神世界，通常会在故事初始表现女性在面对封建父权夫权和剥削者的软弱，而后表现她们觉醒之后，以极大的勇气抗争并走出家庭，投身社会变革。 
《野火春风》电影本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欧阳予倩先生将主要精力放在戏剧教育上，只在1958年编写了反映“大跃进”的电影剧本《矿工的女儿》。此外，他于1937年创作的历史剧《桃花扇》④在1963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梅阡改编为电影，由孙敬导演完成。 影戏共舞：电影本体的探索与实践 欧阳予倩先生不仅在电影创作上硕果累累，他的电影观念也常常走在时代的前列，在电影理论上有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在他所有的艺术理论撰述中，专门研究电影的文字并不占多数。然而，仅从他现存的几篇论文来观察，也可探知他在电影艺术理论上的思考非常深入。 最典型的是欧阳予倩1928年连载于《电影月报》的《导演法》一文。在本文中，他常常用戏剧和电影对比的行文方式来分析电影的特性，时而讲解二者的区别，时而归纳二者的相通之处。20年代，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尚处于摸索阶段，在荒芜的理论阵地上，欧阳先生的这篇鸿文在今天看来仍可称惊艳，其理论脉络清晰，分析鞭辟入里，文字准确生动，令人叹为观止。此文在早期电影文论中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文章相当系统地就电影的本体问题展开了阐释，他强调电影的艺术特性——“流动的艺术”，“光与影的艺术”，“因为电影有电影的特长”，“所用的表现方法，也完全与其他艺术不同，所以电影已渐渐地成为了一件独立的艺术。[4](PP38-42)他告诫即将从影的戏剧工作者：“以为有舞台经验的人，便能导演电影，实是一个大误谬。”[5](P9)早期无声电影的思想感情仅靠画面与字幕传递给观众，他深知无声视觉的难度，“凡属一个剧本，总有它的思想和重心，要将人家纸上的思想，使其活泼泼地实现在银幕上，去深印在看客们的心里，何等为难”。[6](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