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9)03-0110-08 作为对20世纪人类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两大事物，现象学与电影在19、20世纪之交几乎同时诞生[1]，但它们的相遇要迟至近半个世纪之后。在世界电影史上，现象学与电影的联姻，是以“现象学现实主义”(phenomenological realism)这一概念的出现为显著标志的。20世纪50年代，在现象学成为主导性哲学思潮的法国，安德烈·巴赞、阿梅代·艾佛尔等电影理论家兼影评家在对具有全新美学特征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作品的内涵分析与风格描述中，明确提出了“现象学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从而使之在世界范围内为人所知。之后，随着巴赞理论的广泛传播，作为其内核的“现象学现实主义”也成为一种稳定的电影风格，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后世电影创作的面貌。 2018年是安德烈·巴赞(1918-1958)诞辰100周年及逝世60周年。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在巴赞电影理论研究方面已有颇多成果，但是对于其理论的核心概念——现象学现实主义的集中探讨却并不多见。巴赞仅在著作《电影是什么？》中以肯定性的口吻使用“现象学”一词就多达五次，足见现象学对其电影理论的影响程度。本文将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全面考察巴赞“现象学现实主义”电影观的形成过程，包括二战后法国的现象学氛围、现象学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相遇、后期新现实主义的转向以及巴赞理论的现象学现实主义内涵等四个方面，以期对巴赞电影理论的思想内核进行再阐释。 一、缘起：二战后法国的现象学氛围 现象学与电影的联姻为何迟至二战后才产生？一方面是因为二战后新的电影流派、电影现象的出现对理论界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亟需以巴赞为首的批评家们用一套新的美学范式对之进行有效的价值评判；另一方面，巴赞等人的相关理论准备工作在二战后法国现象学的浓厚氛围中方才得以完成。本部分主要论述此种氛围对巴赞等人的影响。 现象学哲学在20世纪初由胡塞尔创立于德国，随即被引进法国，但当时法国的主导哲学仍然是布伦茨威格的新观念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20世纪30年代，在萨特、梅洛-庞蒂等著名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下，现象学迅速发展，到了40年代中期，二人影响深远的巨著《存在与虚无——关于一门现象学的本体论的论述》和《知觉现象学》的出版共同将法国现象学推向高潮并最终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没有一门哲学能像现象学那样强烈地作用于四五十年代的法国思维”[2]。此后，一大批重要的现象学哲学著作的出版使得德国现象学的火炬在欧洲大陆得到了接续，使得“法国，尤其是巴黎成了新兴的现象学运动的中心”[3]。此外，与德国现象学的学究气不同，和存在主义密不可分的法国现象学，从一开始就与文学、艺术保持着紧密联系，秉承着更多的存在论立场，法国现象学也因此常被称为“现象学存在主义”或“存在主义的现象学”。例如，萨特、马塞尔等人既是哲学家又是小说家、剧作家，梅洛-庞蒂也曾说过，“文学的任务与哲学的任务再也不能分开了”[4]612，美国现象学家施皮格伯格甚至认为，“为了理解法国存在主义思想的充分意义，人们必须既注意它的哲学作品，也注意它的文学作品”[4]614。因此，法国现象学比德国现象学更强有力地介入到文学、艺术领域中，它的巨大影响也广泛渗透到法国人文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各个角落，这就构成了巴赞等电影研究者们的现象学语境[5]。 在这种强烈的时代氛围之中，巴赞等人逐渐接受并掌握了现象学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巴赞并未直接学习现象学的宗师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本人的著作。巴赞对现象学的接受主要是通过法国现象学来完成的，具体而言其来源思想家主要有三位：萨特、梅洛-庞蒂与柏格森。 萨特是巴赞现象学思想的重要来源。1933至1934年，青年萨特专程留学德国柏林，师从仰慕已久的胡塞尔，进行了现象学的系统学习，后来他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现象学论著，从1936年的《影像论》到1939年的《情绪理论初探》《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再到1940年的《想象心理学》，萨特均严格运用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对“想象”“情感”这些意识行为进行了现象学的研究。而1943年的巨著《存在与虚无——关于一门现象学的本体论的论述》，更是直接以“现象学的本体论”为副标题，显示出萨特公开擎起了现象学的旗帜。这些论著尤其是《想象心理学》对巴赞产生了重大影响，达德利·安德鲁就曾指出，“对巴赞的艺术观点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是萨特完成于1940年的《想象心理学》，巴赞非常强调此书的重要性，刚刚出版就买了一本潜心研读。可以说，本书为巴赞营造的电影理论大厦投放了最后一块基石”[6]50。不难发现，巴赞的很多观点直接受到萨特著作的启发，例如“新现实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出自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电影的存在先于本质”源于萨特的口号“存在先于本质”，而“摄影影像本体论”与萨特的“现象学的本体论”也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关联。总体而言，萨特的相关著作影响了巴赞电影理论在认识论上的现象学立场及其影像本体论的建构方式。 梅洛-庞蒂早在1929年就于巴黎参加了胡塞尔举办的《先验现象学》的四次讲座，并在胡塞尔去世后对其遗稿进行了长时间的钻研。梅洛-庞蒂先后出版《知觉本性的研究计划》《知觉的本性》《知觉现象学》等论著，用现象学理论对知觉与身体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梅洛-庞蒂被称为“暧昧的哲学家”，因为他反对非彼即此的二元对立，主张在身体与心灵、感性与理性之间保持一种“居间性”，“也可以说‘两者之间’的东西是梅洛-庞蒂的关心所在。换句话说，知觉的主体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这个主体同时是思维着的主体，又是肉体的我……所以，人既是自由的，又是决定的，既主动又被动。人是身体和思维不可分割的存在，使得世界与人生都成为暧昧、模棱两可的。所以也有人称梅洛-庞蒂为‘暧昧的哲学家’”[7]。例如，在1945年的《电影与新心理学》一书中，梅洛-庞蒂就提出电影是一种能将物质与精神完美融合的“居间性”的艺术形式：“电影特别适合于展示心灵与身体、心灵与世界的统一，以及一方对另一方的表述……”[8]这种与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截然相反的存在现象学立场，具有很强的辩证性。总体而言，巴赞所受的梅洛-庞蒂现象学的影响，主要在于一种“居间性”和“辩证性”的哲学立场，巴赞理论中出现的一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观点，其实恰恰是辩证性的表现。“这些硬说巴赞理论自相矛盾的专业研究家根本没有认识到巴赞的思想的辩证本质……不懂得巴赞多么善于把握互相对立的观念的微妙状态。”[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