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原理》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441(2019)01-0051-15

　　1 引言

　　翻译，尤其是科学经典的翻译，在科学知识的传播乃至产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和重视。西方翻译界和科学史界的两大期刊《翻译者》(The Translator)和《科学史鉴》(Annals of Science)近年先后出版专刊，研究科学翻译的历史功能和文化价值[1，2]；另有多位学者对特定科学知识——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不同文化和地域的传播进行了个案研究[3-5]。就中国语境而言，也有多项研究问世，如赖特(David Wright)对西方化学借助翻译在晚清传播的研究，恩格尔弗里特(Peter Engelfriet)通过《几何原本》的中译本对欧几里得学说在明末清初传播的研究，埃尔曼(Benjamin Elman)对1550年至1900年间西方科学知识在华的译介及其影响的研究，王扬宗有关傅兰雅与中国科学启蒙的研究，熊月之关于科学翻译与西学东渐的研究，以及李亚舒、黎难秋的综合性专题著作《中国科学翻译史》的问世等[6-10]。这些研究都从不同侧面探讨了科学翻译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物质发展与思想转变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和影响。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简称《原理》)是科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可谓科学经典中的经典。著名牛顿研究专家科恩(I.B.Cohen)将《原理》的主题概括为“对各种力及其导致的运动的研究以及对如何将其结果应用于天体运动的研究”([11]，页11)。的确，《原理》不仅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地上运动和天上运动都服膺于统一的自然规律，而且正如其书名所示那样将“数学”与“自然哲学”这两大原本并行的科学传统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对西方科学革命以及启蒙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原理》原文为拉丁文，首版于1687年，后分别于1713年和1726年出版了第二版和第三版。三个版本在用词、内容乃至哲学观点方面有所差异，但其《几何原本》式的基本结构保持未变：先是定义、公理(运动定律)，然后是三卷主体内容：《物体的运动》《物体(在阻滞介质中)的运动》和《宇宙体系》。发表300年来，《原理》先后被译入多种语言。牛顿去世两年后的1729年，莫特(Andrew Motte)的英译本问世，是为《原理》的首个译本①。莫特译本有过多次修订，其中以1934年卡乔里(Florian cajori)修订本最为著名。卡乔里将莫特的古英语用法和数学公式转化为现代表达，并在书末附录了注释以及《宇宙体系》。《宇宙体系》与《原理》第三卷同名，是牛顿用通俗方法(而非数学论述)所写的第三卷的一个早期版本。250多年来，莫特译本一直是英语世界唯一的标准译本；直到1999年，科恩和惠特曼(Anne Whitman)才推出了第二个英译本。在欧洲大陆，沙特莱()于1759年出版了拉丁文《原理》的法译本，该译本至今仍为唯一的法文全译本。此后，《原理》还被完整地译入德文(1872，1999)、俄文(1915)、日文(1930)和西班牙文(1993)等。这些语种大多只有一个全译本，英文和德文拥有两个译本，不过其间分别相隔了127年和270年。这也表明《原理》的翻译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一个译者需要兼具“拉丁文学者、史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素质才能胜任[13]。

　　对于《原理》在西方世界的翻译活动，国外已有充分的研究，例如科恩对《原理》的英译史特别是莫特译本及其卡乔里修订本做过深入研究[11，12]；津瑟(Judith Zinsser)对法文通行译本进行了历史性考察[14]；托德(William Todd)则梳理了截至1972年《原理》译入包括日语在内的“所有”语言的节译本、编译本和全译本，可惜唯独漏掉了中译本的情况[15]。近二十年来，西方出现了牛顿研究新高潮。英国“牛顿项目”(The Newton Project，1998-2027)②于上世纪末启动，旨在数字化牛顿全部手稿，率先推出网络版《牛顿全集》，由此促生了一批学术成果[16]。同时，《原理》的复译受到重视，据悉第三个英译本已由英国查尔斯·利德娅-格林(Charles Leedham-Green)教授完成，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

　　实际上，中文是世界上拥有《原理》全译本最多的语种，而中国是英语世界之外译介《原理》最为活跃、成果也最为丰硕的国家。《原理》在中国的译介始于19世纪中叶，跨越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阶段。清末数学家李善兰与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原理》第一卷，可惜未能付梓，译稿也不知所终，不过部分手稿近年重现天日。民国时期，翻译家郑太朴完成了《原理》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31年出版，成为此后60年间唯一中译本。“文革”末期，上海学者翻译出版了《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其中节选了《原理》第一卷的内容以及总释。以1987年北京纪念《原理》出版三百周年大会为契机，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翻译《原理》的热潮，先后出版了一个蒙文译本以及王克迪译本、赵振江译本、重庆译本等三部现代中文译本。

　　对于《原理》的译介，国内学者已有一些开拓性的研究。李迪、阎康年、戴念祖、郭永芳等先生在梳理牛顿学说早期在中国传播的文章中都论及清末李善兰等翻译《原理》的历史[17-19]；王扬宗、戴念祖等先生对李善兰译稿的转手情况以及遗失过程进行了考察[20-21]；韩琦先生详细介绍了上世纪末在英国档案馆发现李善兰译稿(残稿)的过程以及该手稿的大概内容[22]；邹振环先生将《原理》列为“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23]，页368-371)。不过，纵观现有研究，似乎在三个方面有待加强。一是缺乏系统研究，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早期译介活动特别是李善兰手稿之上，对后来的译本特别是当代译本鲜有涉及。二是缺乏全面研究，现有研究大都重在史实考辩以及社会影响，而对翻译思想、翻译策略、译本对比等着墨不多。三是缺乏国际交流，西方学界对《原理》在华译介情况所知甚少。有鉴于此，有必要以牛顿学说在华传播为背景来比较全面地考察《原理》的思想和文本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译介历史，并展示其中涉及的科学传统、语言转换、译者目的、读者期望乃至市场角色等因素。笔者去年在国外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已开始了这一方向的努力[24]，本文便是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充实、拓展和完善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