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蒂列先生，您为什么拍电影？” “我想，拍电影是为了让我活下来。这是让我活下来的最有效的方式。不拍电影的话，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方式让我生存。” ——卢奇安·平蒂列在《卢米埃尔和四十大导演》中，于片场接受采访时的回答。 卢奇安·平蒂列①(Lucian Pintilie)去世的时候正值2018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彼时包括《国际银幕》(Screen International)、《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综艺》(Variety)、《卫报》(The Guardian)、《好莱坞报道》(The Hollywood Reporter)、《画面与音响》(Sight & Sound)、《电影手册》(Cahier du Cinema)等最重要的国际电影媒体纷纷在重要版面撰文悼念，将其尊为从戛纳出发并风靡国际艺术电影界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的“教父”，可谓是身后收获一片哀荣。在这之后一系列的国际电影节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或特别放映，2019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也在“怀念影人”单元选择了他的名作《重建》(1969)进行回顾展映。 其实平蒂列如今的声名，很大程度上与国际艺术电影节的艺术等级体制相关：随着罗马尼亚新浪潮及一大批罗马尼亚导演成为国际电影的宠儿，罗马尼亚这个长期在世界电影史上默默无闻的国家如今已经成了任何国际电影节都无法忽视的“新贵”，而卢奇安·平蒂列作为罗马尼亚电影史上最富传奇色彩和创造力的导演、罗马尼亚曾经唯一的“世界级”导演，并且确实从各个层面引领了罗马尼亚新浪潮一代电影人的创作，其历史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本文将讨论其艺术手法与意识形态书写的特点，并将平蒂列的电影创作、评价与接受放回到罗马尼亚的语境，分析他的创作在冷战中及后冷战时期国际艺术电影的语境中的位置。 一、卢奇安·平蒂列，作为一名罗马尼亚导演 平蒂列的电影创作，很明确地可以以罗马尼亚革命或者冷战的终结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创作包括《周日六点》(1965)、《重建》(1969)、《六号病房》(1973)和《米蒂克，为什么钟响了？》(1981)四部影片，前三部电影都入围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不同单元。因为电影和戏剧作品屡遭到禁映，平蒂列在1972年离开了罗马尼亚，在法国、美国等地从事戏剧和歌剧导演工作。《六号病房》是在南斯拉夫国家电视台的支持下拍摄的电视电影作品，《米蒂克，为什么钟响了？》则是他于1979-1981年短暂回国拍摄的作品，完成后立即被禁映，直到1990年罗马尼亚革命之后才得以上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回国后的平蒂列终于进入了创作全盛期，《橡树》(1992)、《难忘的夏天》(1994)、《太迟了》(1996)先后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后两部更是入围了主竞赛单元；《最后的天堂》(1998)与《刑讯者的下午》(2001)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前者更是获得评审团大奖。他最后的长片作品《尼基与弗洛》(2003)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单元，最后且唯一的短片作品《原牛头像》(2005)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单元。也有学者认为，平蒂列在21世纪的三部作品《刑讯者的下午》《尼基与弗洛》和《原牛头像》“预示了后来罗马尼亚电影的极简主义倾向”，因此可以被称为他的另一个创作时段。② 考察罗马尼亚电影在世界电影中的位置，很难离开冷战-后冷战的国际情境与国际电影节这两个参照体系。在冷战年代，罗马尼亚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乏善可陈，几部获奖影片还算是较有影响力，如《一段短暂历史》(Scurta istorie，1957，获得戛纳短片金棕榈奖)，《绞刑者的树林》(
，1965，获戛纳最佳导演奖)③等，但直到《难忘的夏天》，已经有23年没有罗马尼亚影片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了。冷战年代的罗马尼亚，除了一些史诗片、古装片和侦探片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比较受欢迎，其电影的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因为政治气候的原因，以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称“日丹诺夫主义”)创作方法的强调，④作者性很强的艺术电影更是难于生存；同时彼时国际电影节尚未有今天这样的选片人制度，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电影要由官方选送才可以参加电影节。反观社会主义阵营的电影创作，苏联解冻电影、波兰学派及波兰道德焦虑电影、捷克斯洛伐克新浪潮、匈牙利新电影和南斯拉夫“黑浪潮”以及东欧“地下电影”，乃至中国的第四代和第五代，均是在相对较为宽松的艺术创作条件下，经由(西方)国际电影节获得了世界影响力。罗马尼亚艺术成就较高的导演，如利维乌·丘莱伊(Liviu Ciulei)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已放弃电影创作，专注从事戏剧工作，而比平蒂列晚些时候进入电影界的“70一代”(Generation 70)的导演们，如丹·皮察(Dan
)、米尔恰·韦罗尤(Mircea Veroiu)、米尔恰·达内柳克(Mircea Daneliuc)、亚力山德鲁·塔托斯(Alexandru Tatos)、拉杜·加布雷亚(RaduGabrea)、斯特雷·古雷亚(Stere Gulea)等，遇到的审查环境更为严酷，加之彼时主管部门并未选送其作品参加电影节，导致这些导演们及他们的杰出作品未能形成国际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