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19)03-0103-05 2014年，德国制片人Jakob Claussen-producer带着Giulio Ricciarelli/Elisabeth Bartel编剧、Giulio Ricciarelli导演，亚历山大·斐林(Alexander Fehling)、约翰尼斯·科斯奇(Johannes Krisch)、罗伯特·亨吉尔-布(Robert Hunger-Büh)等主演的影片《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中文译名《缄默的迷宫》或《追讨纳粹战犯记》)，来到多伦多电影节上。此时，距离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时间(1958年)已经过去了56年，距离第二次世界反法斯西战争胜利过去了69年。相比于1958年，德国不再是一个战后复苏的国家，无论在欧盟还是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德国都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然而，正像许多德国人一样，人类不应该忘记，2014年的德国正是从1958年的德国走出来的，“战后经济奇迹”的年代造就了以后的德国。而1958年的德国也是从1945年的德国走出来的，战后奇迹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更表现在德国人毅然决然地与纳粹德国告别，它以深刻的历史反思和清醒的历史审判，清算了二战给德国人留下的伤痛“遗产”，赢得了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世界人民的谅解，摆正了德国这艘大船的前行方向，让德国再一次走向世界。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电影《缄默的迷宫》就反映了1958年德国社会精英阶层对二战德国的反省，又带着2014年德国电影人对1958年“历史审判”的进一步反思，经过跨越近70年岁月的沉淀和积累，在不断地审视与调整中，影片所展示的历史观念更加深刻，人类情感更加深沉，思想更具有挑战性。 相对于电影艺术界对《缄默的迷宫》的热切关注，国内外学术界表现相对谨慎。2017年2月，Jefferson Hunter在《The Hopkins Review》发文，从古希腊埃斯库罗斯戏剧化——俄瑞斯忒斯的审判讲起，用电影纪事的方式，回顾了“法律故事”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永不妥协》《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进化论》等，认为《缄默的迷宫》实际上是一部法庭前的电影，摒弃了庭审电影的戏剧性，专注于冗长乏味的准备工作，在堆满记录的仓库里进行研究，法医团队的缓慢集结，以及毫无结果的证人搜寻，电影也关注了拉德曼的心理伤害。[1]陈杰以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的《沉默的经验》为理论基点，从“创伤叙事”视角关注《缄默的迷宫》，认为该电影展示了“心理创伤”(包括个人心理创伤和集体心理创伤)、“文化创伤”(包括犹太人群体所遭受的创伤和德国年青一代所遭受的创伤)、“民族创伤”(包括犹太民族所遭受的创伤和战后德意志民族所遭受的民族创伤)，男主角拉德曼身上浓缩着整整一代人对自己的父辈的批判与反思。[2]罗亚丽以《缄默的迷宫》为例，讨论战后德国对二战问题的社会集体表现——“缄默文化”，认为“真相被披露之前历史是一座缄默的迷宫，认识并承认历史的错误，才是通往‘缄默迷宫’的出口”，从而肯定《缄默的迷宫》反思历史的价值。[3]吴宇、王坤以《缄默的迷宫》为中心，结合《铁皮鼓》《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窃听风暴》等电影，探讨德国反思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认为“《缄默的迷宫》的巧妙之处在于，以司法视角为背景，在这张幕布之后隐藏的是令人惊愕的民间视角……是以战后大众心理和司法现状切入，逐步深入纳粹时代对个体和国家深刻的塑造，这种塑造不是简单的政治和文化的感染，而是脱胎换骨般的认同，即使是战争失败也未必能够清楚德国民众心理的纳粹情结和民族主义倾向，而这种扭曲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无疑对战后的幸存者造成一次伤害”，肯定《缄默的迷宫》是“德国反思题材电影的突破”。[4]30这些评论注重把《缄默的迷宫》放置在一个“先在”叙事逻辑框架中，或者从“法律故事”叙事逻辑，或者从“创伤叙事”逻辑，或者从“反思二战”叙事逻辑，阐发《缄默的迷宫》的“突破”。在历史思辨和理论思辨的过程中，不免遮蔽了对《缄默的迷宫》文本解读的感受性，疏离了许多鲜活的文本体验。本文个体阅读体验(观影体验)视角，力图切入文本，显现《缄默的迷宫》的文本张力。 一、历史是抹不掉的 “难道你认为所有纳粹在希特勒死后都瞬间消失了吗？”这是影片中司法部长反问主人公拉德曼的话。一语惊醒梦中人，二战结束了，纳粹就死了？那么多犯下滔天罪行的纳粹分子，都消亡了？当拉德曼发现身边潜伏着不少纳粹分子的时候，感觉到无限的压力和不解。这个1930年出生的孩子，怎么也不会想到在1958年的德国，到处都是纳粹分子，而且他们还好好地活着，从事着各种职业，有的身居高位、有的道貌岸然、有的纵酒买醉、有的勤俭做事、有的为人师表，更有乐于助人的“道德模范”等。 影片从1958年法兰克福一个校园开始叙事。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占据了银幕，下课铃声响起后，孩子们欢快地从教室里蜂拥而出，愉快地进入游戏；美丽端庄的女教师带着慈祥关爱的眼光，望着漂亮、健康、快乐的孩子们；一群孩子围在一起高唱“没有比我们国家更美的土地，不论远近”；三个穿着整洁西装的男教师在随意聊天，告诉观众“康拉德能搞定的，他是总理”。一切都告诉我们，生活在1958年法兰克福的人们，是宁静的、和谐的、友善而幸福的，幼有所教，老有所养，人有其职，孩子们在和平环境下欢快地游戏着，成年人对政府、对社会充满信心。这时，一个过路人——画家基尔希先生出现了，教师舒尔茨主动给基尔希点烟，镜头捕捉到舒尔茨残缺的手指和面部特写，接着基尔希先生的画箱倒翻在地，颜料画笔四处散开。记者金卡先生带着基尔希先生来到检察院，检举教师舒尔茨为奥斯维辛党卫军成员，但被检察长赶出去，整个检察院没有一个人对金卡和基尔希的举报感兴趣，金卡从上衣口袋掏出举报书扔在地上，工作人员史蜜琪将这张纸扔进废纸篓。当众人散去后，年轻的检察官拉德曼进入镜头，从废纸篓里捡回这封举报书。 拉德曼是一个刚刚进入检察系统的“菜鸟”，只能处理一些交通纠纷案子。他是一个富有朝气而较真的人，对法律抱有近乎严苛的坚守，以维护法律尊严、公平、正义为天职，对父亲有点盲目崇拜，将父亲的话“永远做你认为正确的事”当做座右铭。影片向观众介绍这个年轻法官的时候不惜笔墨，用了几组镜头：拉德曼朝气蓬勃地跨着大步登上检察院的楼梯、办公室里干净整洁、穿着和头发一丝不苟、微笑着阅读父亲赠言、小心地将墙上的画框收藏进橱柜。在处理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过程中，肇事者玛琳正是拉德曼的女朋友，法官、被告、原告已经达成协议，罚款25马克，法官程序性地问问拉德曼有没有异议，拉德曼认为：“法律规定已经确定的罚款金额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变动”，坚持按照法律条文规定，罚款50马克，并自己借给当事人钱，但并没有得到法官和玛琳的谅解。当聪明人都躲避舒尔茨案件的时候，这个“一根筋”的拉德曼，以个人的方式启动了对舒尔茨的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