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19)02-0089-08 数字媒介的出现不仅改变了电影批评的传播方式和言说空间，也使得电影批评的主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首先，传统影评的主体基本上是由学院派知识分子和电影从业者构成，而在“电脑书写”的影响下，大众影迷则成了电影批评的重要力量，电影批评真正进入众声喧哗的杂语时代。其次，在数字媒介构建的赛博空间里，电影批评主体的身份失去了稳定性，专家学者不得不放弃“立法者”的身份，与大众影评人进行新一轮的话语权争夺。此外，数字媒介对电影批评主体的影响更多表现在言语行为层面，亦即数字媒介交流搅乱了电影批评主体与电影批评文本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因而，笔者运用媒介话语批评的相关方法，对电影批评主体身份的建构、电影批评主体数字化生存的话语策略等问题展开论述，以期深刻地揭示出数字媒介给电影批评主体带来的种种影响。 一、寻找“肉身”：“电脑书写”与电影批评主体建构 电影批评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活动，其主体建构自然与媒介环境密不可分。关于媒介的主体建构功能，有研究者指出：“媒介的主体建构是一种包含讯息形成、表述和使用的‘话语’实践，并通过秩序、知识、权力三个切口层层深入，勾勒出媒介的主体建构过程。”[1]虽然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在不同的媒介环境里，主体的位置以及建构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如波斯特所言：“印刷文字把主体构建为理性的自律自我，构建成文化的可靠阐释者，而电视语言则代替了说话人群，从根本上瓦解了理性自我所必需的话语自指性，加之电视语言是无语境、独自式、自指性的，这便诱使接受者对自我构建过程抱有游戏态度，在话语方式不同的‘会话’中，不断地重塑自己。”[2]的确，由于报纸、杂志等传统纸媒的语言结构是“极少数传播者自说自话的‘无回应的言语’”，所以，在电影批评主体那里，“这种媒介话语体制是单向度的传媒在建构单向度的‘他律主体’”。[3]譬如在十七年电影时期，电影创作、电影批评被视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电影媒介基本上成了政治话语的传播工具。关于电影创作，史东山在《目前电影艺术的作法》中有比较直接的描述：“在当前现实情势中，我们首先需要在多方面为工农兵的利益而斗争，要以保卫工农兵的利益为大前提，来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才是工农兵低最忠实的勤务兵。”[4]陈荒煤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之所以有力，首先在于它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5]而这一时期的电影批评主体则主要由行政官员和专家构成，也即有学者提出的“政工派”和“专家派”。其中，“政工派强调‘坚持方向’及阶级斗争，给电影创作划禁区，提倡什么‘大写十三年’‘片片工农兵、部部满堂红’之类的革命口号，搞运动，搞批判，使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专家派则讲‘艺术规律’，讲团结，讲创作实践，认为‘路子还是宽一些好，题材范围还是广一些好，风格样式还是多样化才好’”。[6]与“政工派”相比，“专家派”比较强调在电影创作、电影批评的实践中要尊重艺术规律和电影题材的多元化，但面对“政工派”的盛气凌人，特别是《武训传》遭受政治批判之后，电影批评便失去了自律性，时而沦为政治的筹码，时而又成了罪恶的渊薮。如此观之，无论是“政工派”还是“专家派”，他们终究像“桀骜不驯的孙悟空先是做了唐僧的门徒，然后被收入‘西天’编制一样”，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统一要求、受到通律性的限制”[7]。所以，在电影创作和媒介话语机制高度集权化的社会文化背景里，电影批评通常处于缺席或噤声的状态，而电影批评主体则是政治话语和媒介话语共同建构的、单向度的“他律主体”。 无须赘言，主体建构与信息传播方式密切相关，不同的传播方式会促使主体随着语言机制的改变而进行重新建构。在口头传播阶段，“主体是社会化的，个人处在一个熟悉的小社群之中，个体处在各种亲密关系的结构之中；在印刷传播阶段，主体身份脱离了交流现场，书写行为本身成为建构主体的方式；在电子传播阶段，语言的使用基本上与电子书写者的传记身份相脱离，身份以及主体在电子交流网络中消散了”。[8]事实上，与口头语言、印刷文字的运作方式不同，“电脑书写”不但把书写领域扩张了，还给书写主体带来了多个层面的影响，具体如波斯特所述：“其一，它们引入了对身份进行游戏的种种新可能；其二，它们消除了性别线索，使交流非性别化；其三，它们使关系中的现存等级制失去稳定性，并根据以前并不相关的标准将交流重新等级化；其四，首要的是它们消解了主体，使它从时间和空间上脱离了原位”。[2]的确，在面对面言说的口头传播时代，“‘红口白牙’的颜面和直接到场的身体都是人类交往的道德器官，是个体身份和名分的直接载体”，印刷媒介时代的交流则进入了一种“没皮没脸、无形无象的身体缺席的交流”。[3]而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后，电话、电视、电脑等逐渐融合成为多功能一体化的“智能媒介”，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变得模糊难辨，互动性的信息传播方式不但促成媒介话语秩序的重构，还使得“人们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9]由此，“电脑书写”是一种无“肉身”的写作，它被抽离了社会交往的现场，致使主体身份变成了想象性的。在“界面”代替“脸面”的交流中，漂浮着的主体被悬置于客观性的种种不同位置之间，不同的构型使主体伴随交流情景的不确定性，而相应地被一再重新建构。作为被“电脑书写”“腹语化”和“碎片化”后的新主体，是一种无性别、去族性、超阶层的人机相结合的“共同体”，是被电脑数字技术篡改和变了性的“赛博人”。简言之，数字媒介对主体建构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电脑书写直接将自己呈现为一个他者，一个与己相异的人”[8]；另一方面，由于“电脑书写”的非物质性、匿名性，及其对稳定性身份的颠覆，这不仅可以使交流主体隐蔽在一个超越责任感的位置上，进行自由交流，还能够为许多交流者“提供一种显而易见的缓刑，使他们暂时不必踏入理性的囚车”。[2]如是观之，电影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活动，在置身“数字化”的媒介传播环境之时，其主体特性自然会发生新的变化，这主要呈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