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以来，有关“中国电影学派”的讨论成为中国电影学术界的热点。①相关研究成果已广泛见诸于各大报刊媒介。这些研究尝试打破中国电影发展中长期以来的“理论建设局限、创作创新局限、人才培养局限、产业发展局限”。②然而正如陈犀禾所言“中国电影学派不可能凭空建立”，③最重要的是需要从中国电影史中寻找资源。李道新也指出：“只有建立在尊重前人的创造与延展学派的传统基础上，中国电影学派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才真正具备根深叶茂、静水流长的美丽与魅力。”④ 在当前关于“中国电影学派”的讨论中，多集中在从产业、创作、理论等维度强调该命题的重要意义。虽然在“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成立的研讨会上，即将“中国电影史学建构”作为“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⑤也有人指出“中国电影学派应该是一个理论的构架，把对中国电影的历史、中国电影文化的特征的研究作为自己的核心内容”，⑥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从历史维度的切入依然停留在或集中于个案的分析与整理，或简单从历史中寻找资源来佐证“中国电影学派”合法性的层面，甚至有些研究还有将“中国电影学派”与“中国电影民族化”等命题简单等同的危险。整体而言，学术界对在“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中引入历史维度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实际上，“中国电影学派首先是一个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更多倾向于对已有的有关中国电影的各个层面的知识信息，进行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归纳和总结”。⑦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电影学派”的建设看成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化的浩大工程，需要从不同方面进行分解。从现有成果来看，“中国动画学派”的称谓早已有之且广为接受，中国电影创作的“学院派”被不断提及，建构“中国电影批评学派”“中国电影理论学派”“中国电影表演学派”等命题也被提上日程，⑧那么，作为中国电影学术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中国电影史学派”理应成为未来“中国电影学派”总体建构中应涵括的内容和努力的方向之一。⑨唯其如此，由产业、创作、理论、历史四个维度支撑起来的“中国电影学派”大厦才更加牢固、更加完整。同时，“中国电影史学派”的建构，也涉及“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应当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这个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⑩ 有学者曾言：“历史研究实际上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历史的叙述，相当于人类学上的浅描(白描)，是对历史的记录，回答并解决‘是什么’问题；二是历史的浅释，是对历史表层解释，回答并解决‘为什么’问题；三是历史的深解，即对浅释原因的再解释，回答并解决究竟‘有什么意义’及‘为什么有意义’问题。”(11)目前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大体能做到这三点。然而，仅仅做到白描、浅释与深解又是远远不够的，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电影史研究面临的更紧迫问题是需要进行自身的体系建构，因此，“中国电影史学派”的建构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这一建构并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进行总结，也还需要实践层面的推动。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建构中国电影史料数据库 历史研究需要以史料为基础，傅斯年的名言“史学即史料学”早已深刻揭示了史料的重要性。陈寅恪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2) 在建造中国电影史的高楼大厦时，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料作为地基，那么中国电影史研究也就是在沙滩上盖楼房，摇摇欲坠。重写电影史，只有首先建立在对电影史料深入发掘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新的、不同以往的评价和认识。中国电影史学者历来极为重视史料的重要性。饶曙光认为：“从多样化的史料中寻求新的发现，得出新的结论，提出新的观点，永远是中国电影史研究及其写作最重要的、最可宝贵的品质。”(13)周星指出：“当下电影史研究的史料性梳理极其重要，由于基本层面的历史已经展开，相形之下，新的史料挖掘就十分重要，学习当初研究者白手起家、以史料为基础的电影史研究，我们的任务更为艰巨。”(14) 当前的中国电影史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跟史料的不断挖掘和整理密切相关。“新资料刺激起对新方法的需求，新方法又引出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这是一个必然的，也是最容易出现的学术新变。”(15)一方面，得益于全社会档案利用意识的提高，很多之前无法接触到的历史档案逐步开放；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进步也给资料整理带来了极大便利，各种古旧书籍报刊经过数字化处理以影印版或数据库的形式公之于众，各种珍稀的老电影拷贝不断被发现并经过修复处理，均得以重见天日。仅在2017年，就有《郑君里全集》和《石挥谈艺录》两大部重头电影史资料经过整理得以重新出版，失传已久的“鸳鸯蝴蝶派”影片《风雨之夜》也从日本寻回并进行了多场学术放映。上述种种，都给学界提供了充分的观看接触机会，极大降低了搜寻资料的成本，学术资源的获取机会日趋均等，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中国电影的历史也逐渐在不断发现的新史料中呈现出其本来面貌。虽然当前在史料挖掘上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依然留有大片空白，等待学者们不断去开垦。因此，全面深入地发掘史料、厘清基本史实，依然是需要持之以恒做下去的一项基础工作。 传统电影史研究，面临的难题是资料匮乏、整理繁琐、检索困难。在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资料匮乏的难题已不复存在。然而，海量的资料也给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烦恼”——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如何能够迅速便捷地找到所需的内容。“资料积累想‘富’，资料查找想‘速’，两者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16)解决这一矛盾最可行的路径，当是树立资料集成与数据库建设为重点的新史料观，并以此为指导，建设中国电影史料数据库。这也应成为“中国电影史学派”建设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