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题旨就新中国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问题，作以历史回顾，进而对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民族性问题从理论上予以探讨。 （一）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如戏曲电影一样，是我国电影百花园里又一种独特而艳丽的奇葩，它使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银幕闪烁出多民族生活的缤纷光彩。其新颖的题材内容，多样的表现形式、浓郁的民族风格、鲜明的地方色彩、独特的民俗风情，优美的民族歌舞，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喜爱。这些影片在当时对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增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消除民族隔阂、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少数民族电影是新中国电影题材开掘上的新发现、新拓展。可以说，五、六十年代是少数民族电影的滥觞。因为在此前的中国四十五年电影史上，仅仅出现过2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一部是1940年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塞上风云》；一部是1948年上海西北电影公司摄制，由唐绍华编剧、何非光导演的《花莲港》。前者表现蒙汉两族青年在团结抗日的共同斗争中结下的亲密友谊；后者通过汉族青年与台湾高山族姑娘恋爱的悲剧，呼吁破除种族偏见，实现民族团结的愿望。而新中国在最初十七年间，就涌现了45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反映了蒙古、藏、回、苗、瑶、壮、彝、朝鲜、黎、白、傣、羌、侗、维吾尔、哈萨克、景颇、拉祜、哈尼等18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生活图景。这就是说，中华民族大家庭中56个民族的三分之一已经上了银幕。这是个不简单的事情，正如解放后，劳动人民成为银幕的主人一样，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也就不会有新中国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崛起和繁荣。解放以前，历来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中国各民族之间长期的隔阂，不可能用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去表现少数民族。即使表现，也会以歧视的立场和民族偏见，象美国许多影片表现印第安人那样，将少数民族歪曲为愚昧、落后、丑陋、野蛮的生番。因此，新中国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尽管在思想内容或艺术表现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足，但其社会历史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更是不容抹煞的。正如一位电影理论家所言：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电影是在特写的历史阶段和文化环境中产生的，许多作品虽然是以阶级斗争、民族政策为主题的影片，这是时代的必然产物，至今仍然具有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的。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政策性很强，历来得到党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例如，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内蒙人民的胜利》，就是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修改完成的。这部影片由王震之编剧、干学伟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0年初摄制完成，原名《内蒙春光》，已经在京津上映后，周总理发现该片存在政策性问题，便立即责成文化部邀请统战部、民委有关单位负责人及郭沫若、陆定一、茅盾、周扬、阳翰笙、田汉、曹禺、老舍、丁玲、夏衍、邓拓等人士到一起开座谈会，共同会诊该片存在的问题。周总理亲自到会讲话，肯定了该片成功之处，并指出了该片与党的政策上不相符的错误主要是：忽略了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打击共同敌人这一策略思想，有碍统一战线，不利民族团结。根据这次座谈会精神，长影与编导人员对该片进行了较大修改，许多地方予以改拍和补拍。修改后的影片更换了片名，于第二年重新上映，成为一部情节复杂、矛盾尖锐、人物形象鲜明，富有浓郁蒙族生活气息，正确反映党的民族政策的优秀影片。由于周总理亲自关心过问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引起整个文艺界的关注，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电影创作人员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高度重视，并发现这一题材领域是一片尚未被开掘的天然富矿，于是便形成了竞相拍摄少数民族电影的热潮。在五十年代的银幕上推出了《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哈森与加米拉》、《边寨风火》、《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回民支队》等约20部少数民族题材故事片，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喜爱！这进一步激发了电影界创作此类题材影片的热情，在六十年代前四年便摄制了近20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而且反映生活面更加广扩，风格样式更为丰富多样，如《刘三姐》、《达吉和她的父亲》、《阿娜尔罕》、《冰山上的来客》、《农奴》、《阿诗玛》、《天山的红花》等优秀作品均出现在这一时期。使新中国银幕呈现出格外引人注目的多民族生活的缤纷光彩。 （二） 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作品，所反映的特定时代各民族的生活和斗争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大致可归纳以下几类： 1.在时代变迁时期，复杂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类影片多展示历史图景，题材严肃，基调沉重，在创作上体现民族政策性较强。如《内蒙人民的胜利》、《鄂尔多斯风暴》、《草原晨曲》、《金银滩》、《柯山红日》等。 2.反映各族人民为求解放所进行的革命斗争，这类影片多表现革命者的英雄业绩。如《回民支队》、《金玉姬》、《远方星火》、《羌笛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