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历史文化的震荡及艺术审美观念之嬗变的角度，对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台湾“新电影”二度潮汐的文化足迹，作出了基本的描述和比较。 Summary From the points of view of the accumulative culture shakeups and aesthetic conception transmutation,the paper presents a summary account and comparision of the two booms of New Films produced in China's mainland,Taiwan and Hong Kong from the early 1980's. 本世纪最后一、二十年间，中国海峡两岸暨香港三地的电影，在中国现代人文精神之圣火的照耀下，日渐形成了三“环”交会、三“环”竞胜的全新格局，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形象。 这种文化的重构，又可读做中国艺术精神的复兴，其特征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政治压抑或殖民压抑走向独立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以跨越世纪的激情和冲击力，重建著中国的人文理想和文明，其价值系统和审美判断是截然不同于西方的。借用德国哲人史宾格勒在二十世纪初所作的预言来说，不妨命名为“东方文化时代的春天”。（引自《西方的没落》一书） 诚然，这种文化的重构和艺术的复兴，显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做为中国电影与传统决裂的新文化的潮声，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前后承续的潮汐，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为“第一潮”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方兴未艾的“第二潮”。 本文拟从历史文化的震荡和艺术审美观念之嬗变的角度，对近十数年间两岸三地“新电影”的文化足迹作出基本的描述。 历史刻痕：从文化断裂到新的整合 由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政府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文化的母体相割裂；自1949年后，新中国的成立以及蒋介石政权易地台湾，三十余年间，海峡两岸的电影一直处于相互隔绝状态而造成深刻的文化断裂和断层。此期间，两岸三地的电影工业体制、产品结构、人文底蕴，以及艺术叙事的风格、模式，各自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格局。其后，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种可遇而难期的历史机遇，频频叩响了中国电影的门环，两岸三地的电影便在更开阔的现代文化视野上重新开始对话交流。时光仅仅过了十余年，到九十年代初，两岸三地的电影无论在文化、文明精神的融汇上，或者在电影制片实务性全方位合作的层面上，无不蔚为一种以多元并存、竞胜为鲜明特色的三“环”交会的新风气。尽管两岸三地迄今仍以“一国两制”（或三制）为大的政治文化局面和社会环境，但三方（或许还必须加上海外华人社会为“第四方”）的电影工业及其艺术创造，却向心地在民族文化整体重构的历史走向上凸显出某种互为辉映的时代风貌，其中尤其以台湾、大陆的“新电影”（含九十年代初涌现的“新电影第二潮”的小字辈们）二者更具文化的血缘性和历史的同步性。事实上，当两岸三地的电影新旅或联袂、或接踵在西方各大国际电影节上折桂问鼎之时，很少有人再去注意它们的地域界限或“出生地”，它们共同重构着“中国”做为“第三世界”一种独立不倚的民族文化的语言和形象。不妨说，这是一个被符号化的、在文化复兴中站起来的“大中华”(Great CHINA)的形象。于是，“大中华”这个笼而统之的称谓，渐渐便被做为治史或学术的用语而通行起来。 从历史、文化的宏阔视野观之，中国两岸三地“二战”后（1949年为分界线）所形成的文化断裂和断层，其实仅只是历史的一瞬。一段时期内的文化断裂，恰恰为八十、九十年代之交两岸三地电影文化的重新整合，酝酿了一个前所罕见的大人文契机。 人们注意到，“二战”后，整个世界电影正面临着一种新的文化转型或文化的重新组合，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德国的“新电影”等等，一浪接一浪地发起并实现着电影审美观念和叙事范式的变革，一步步提升着电影的现代文化品格。在东方，香港暨中国海峡两岸的新电影虽然姗姗来迟（晚于法国“新浪潮”二十余年，却与德国“新电影”同步），但是，由香港独领变革风气之先而点燃的“新电影”的火炬，相继在台湾和大陆激起了深刻的文化反响，在徐克、许鞍华、方育平的作品里（《蝶变》、《疯劫》、《投奔怒海》、《父子情》），在侯孝贤、杨德昌、陈凯歌、张艺谋的作品里（《童年往事》、《恐怖分子》、《黄土地》、《红高粱》），其叙事、其影像、其沉甸甸而撼人心扉的人文意蕴，无不呈现出中国香港暨海峡两岸新一代电影创作者的坚实步履。无论许鞍华、侯孝贤、陈凯歌，这些年轻而富于原创性力度的电影新人的名字，并不仅仅代表着他们做为艺术家个体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深刻地体现为中国电影新生代的历史性崛起，他们艺术表达的冲动和原创力，恰恰萌蘖于中国两岸三地社会的历史性震荡及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契机，或者萌蘖于超越商业电影俗语陈言而寻求艺术个性，并与当今社会脉动相合拍的现代契机，于是他们的电影作品便成为民族文化重建的现代符号或表征，内中涌动着一种中华民族新文化如日之升的煌煌生机及其不可替代的东方式现代艺术魅力。 从文化断裂到新的整合，对于海峡两岸三地的电影来说，不发生谁向谁靠拢（即以谁为核心）的问题，这一文化整合的焦点在于它从一开头就被纳入整个世界电影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风潮。它以对两岸三地中国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环境的关注，对电影做为现代文化载体的内在意蕴的发掘，带动起电影工业体制、产品结构、人文底蕴，以及艺术叙事风格、镜语运作方式的深刻变革。深一层说，两岸三地电影的整合，并不会湮没任何一方电影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其审美风格；恰相相反，两岸三地电影作为艺术风貌、神韵各异的三个“环”，当其相交会时所撞击出的火花则是令人瞩目和神往的。近十余年间，中国海峡两岸三地电影从断裂到整合的“年轮”，标志着一种中华民族总体的文化合力。这合力并不是简单地去弥合三地文化的历史性断层，而是通过文化精神的融汇、电影学术的交流，以及电影制片的合作等方式，历史性地组合为中国电影学派的新风骨、新神采，它所促成的乃是一种具有现代文化更新意义的大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