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谷》的长项是技术的精良、场面的铺陈与选材的奇诡，然而假如一部影片仅具以上三项内容便能赢得如此赞誉，我以为至少说明存在某种制作热闹之嫌，因为《红河谷》无论从立意的深邃程度，思辩的历史向度，到电影语言的使用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存在着值得商榷、推敲之处，而某种内涵的巨大缺失反被商业化的包装掩饰着。 《红河谷》试图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对人类文明做一番碰撞式的检索，以期得出落后必然挨打的结论。制作者的爱国之情殷殷可鉴，然而我们从影片中悟到的这一结论是那么模糊与概念化。藏汉两族固然久远地生活在天高地阔的雪域高原，但影片也仅仅展示了汉人的祭河场面，藏人的骑射风姿，汉藏儿女缺乏故事的爱情，抵抗外侵时的舞蹈性场景。影片对其所处时代的真实社会内容没有任何实质性描述。我们没有看到高原上落后到近于原始的藏汉文明在接近西方文明时的震惊、困惑、痛苦与渴望；没有看到那个年代里尽人皆知的藏民族惊人的封闭与贫苦百姓牛马一样的生活状况；更没有看到百年前英、俄列强在分割西藏时与中国统治者惊心动魄的争斗和汉藏军民并不示弱的抗击。也就是说藏汉文明在走向现代社会时的一切痛苦均被影片轻盈地转化为一首现代爱情抒情诗和古装好汉传奇剧。这不禁使观众产生那时的生活既然如此“田园”，如此“人情”，为何终被现代文明粉碎的疑问，否则，不是现代文明的先天错误，便是影片对现实生活反映不真实。我认为，影片之所以陷入“二律悖反”的怪圈，正是影片没有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没有正确估价文明转型必须付出巨大代价的必然结果。仅就好评如潮的影片抗击外侵的几个大场面设计来看，也很值得商榷。翻开西藏历史，英军对西藏为数不多的几次侵略，竟都是以英军的失败而告终，英国在西藏的通商利益均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中西藏专条获取的，实在是整个清朝政府腐败的结果。因此，影片所展示的英军肃立列队，群炮整齐布阵，我藏汉百姓手无寸铁，奋勇赴死的场景，便仅具观赏性和臆想中的民族精神，而失去了现实社会内涵的深刻支撑。应当说，民族文化的碰撞，文明与现代的交织是多层面、立体化和复杂化的。只有正视历史，并以生活的真实对应了历史的雄辩逻辑，才会具有震聋发聩的警世作用。《红河谷》所展示的场景显然不足以形成深刻的爱国主义主题。这种通过无机拼接场景获得貌似现代意味，实则概念化的方式是廉价的。 《红河谷》的故事是破碎的，可以说第五代导演不会讲故事的特征被《红河谷》完整地承接下来，西方人的来无影、去无踪，雪儿无论在哪条河上被祭也不会漂到西藏；商旅马帮与雪儿姑娘到底是什么关系；丹珠如何引爆炸弹；最后的战斗中藏人的城堡如何全部被毁等全无交待。这一切与其高深地说是充满了悬念、幻象和意念，不如说影片在电影语言的使用上尚欠功底。 《红河谷》的人物形象更是符号化的，缺少与当地风土民情血肉相容的个性化特征，更无民族性的情感方式和心理活动呈示。丹珠的扮演者宁静如城市浪漫女孩到藏一游般地高歌、吟唱，格桑与雪儿的爱情除在草原上骑了几圈马，竟连一点亲情过程皆无便生死相依。 总之，《红河谷》与大片的品质相距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