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电影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像新时期18年电影这样异彩纷呈、异常活跃，也没有哪一种创作倾向像民俗化这样倍受瞩目又倍遭非难。以1984年拍摄的《黄土地》为发端，经过《青春祭》(1985)、《盗马贼》(1986)、《鼓楼情话》(1987)，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黑骏马》(1995)、《日光峡谷》(1995)、《悲情布鲁克》(1996)。一些被电影理论家们命名为“新民俗电影”的作者及其影片文本成为新时期电影艺术的主角。 民俗以其历史惯性与现实功效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钟敬文在《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一书中指出：“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社会生活，因此哪里就有相应的社会风俗。”可见，社会生活从来都是民俗化了的社会生活；人（包括电影工作者）从来都是民俗化了的人。民俗在人类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尼迪克特甚至说：“习俗在经验和信仰方面都起着一种主导性作用。”[1]民俗是创造于民间、又传承于民间，包括思想与行为在内的事象，它依靠习惯势力、传袭力量和心理信仰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和意识，世代相习。民俗有两种形态。一是历史形态，它积淀于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与该时代的政治、经济相关联，融会于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之中。人类学派的民俗学家弗雷泽称之为：“原始观念和行为的遗留物。”[2]认为民俗是体现民族古老文化精神的活化石。另一种是现代形态，它包括传承而来的古老习俗风情，也包括现代生活环境中新近形成的民俗，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任何文艺样式的形成和文艺作品的创作，都受到一定民俗文化的制约和滋养。电影虽然是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的产物，但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它非但没有超越民俗文化的影响，相反，两者相互渗透的程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有人说，东方民俗电影是一个创举，其实不然。早在电影的童年，民俗就大量走入摄影机的镜头，卢米埃尔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梅里爱的《女巫》、《爱德华十世加冕礼》等等都反映了欧洲的民俗传统。至于首映式，杀青酒等更是古老民俗演变的现代仪式。 中国电影自1905年诞生以来，就一直有意无意汲取民俗的养分。例如，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就是以编导郑正秋的家乡潮州的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的。故事“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3]这种对民俗描绘的热情与注重，在电影史上一直没有间断过，类似于《压岁钱》、《刘三姐》、《雅马哈鱼档》的影片，俯拾皆是。然而，从地方色彩、环境氛围、人物情调的构成因素升格为审美创造的中心，由题材参与和背景介入升格为叙事主体和主题载体，并由此形成颇具声势的创作倾向，还是1984年至1995年。这个阶段，电影对民俗的认识达到较高的层次，注入了美学思考。所以，人们界定其为新民俗电影，用以区别以往的民俗电影。 文化寻绎中的民俗化审美取向 那么，为什么这一阶段的电影创作，都试图从中国民间民俗中吸取灵感？它一定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动因。我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第一，从社会角度来看，80年代正是我国社会文化重建的时期。经过整整十年“文革”的大破坏、大动荡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所信仰的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受到全面怀疑，他们信仰和膜顶朝拜的那个时代，豁出性命努力追求的理想，原来是一张白纸（《边走边唱》的主题）。过去十年中，对人性的扭曲，对人的价值的蔑视，促使新一代电影人急切地追问：人是什么？我们民族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进而，寻踪整个民族的生存线索、探求民族真实的神话。他们在具有原始主义意味的民俗中找到了答案。 通过民俗，可以避开保守权威话语的压抑，寻求穿越遥远的时空，与古代先人进行交流与对话。 第二，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民俗是一个民族精神本质的集中体现。约翰·杜威曾极严肃地指出，民俗在形成个人行为中所起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出生于其中的民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比民俗作用问题更令我们有责任去理解了。”[4]由于它深藏在社会底层，极少受到上层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侵扰，加之它是耳濡目染、陈陈相因，所以那些远古的、接近自然的气息保存较多，能在艺术上帮助当代电影更真切地认识人类生命活动的本体、始元和内秘。因此，对于被现代生活中种种雾障所遮蔽了本体价值的当代人，更能启迪其自我的体认与民族的反省。当然，民俗中也包含许多陋俗成分，长期以来成为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陋俗从反面观照社会，从另一个视角透视着民族精神的缺欠。 第三，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民俗化倾向不仅有准确击中民族文化命脉的便利，提高电影的人文思考能力。而且，民俗化创作倾向把滞存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大量的、新鲜生活素材纳入摄影机镜头，为电影开启了一个取之不竭的文化宝库。民俗中的衣食住行用、生婚病老死、天文地理、神话宗教、伦理道德无不展现出既陌生又熟悉的灿烂景观，它丰富了电影影像的内容。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新时期一批富于才华的、有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中青年电影工作者，把镜头瞄准了民俗，力图穿透历史文化的沉积层，寻根古老文化的本来面目，对现实作出文化上的评判与选择。当然，这种评判与选择，由于创作者对民俗的主观态度和客观认识的不同，在审美表现上也是不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审美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