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争电影史上的《大转折》 什么是战争？战争是生死场、荣辱场、竞技场！ 什么是胜利？胜利是如血的残阳与如泣的嘶鸣汇成的生命赞歌！ 什么是历史？历史是穿着草鞋、带着伤痛的双脚踏出的艰险道路！ 这就是《大转折》——中国电影在经历了她九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后，呈现给我们的一部战争史诗。尽管我们远离影片中所叙述的那个时代，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但当我们面对银幕上的一切，仿佛它就是发生在昨天的故事…… 《大转折》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战争影片，决定了这部影片必需要在银幕上完成诸多的历史使命。这其中包括：展现与这部影片相关的重大战役、战争的过程；展现敌我双方两个司令部的决策过程；展现我军将士的英雄性格……这一切都要在这部上下集的影片中得到令观众信服的展现。而对《大转折》来说，这些叙事主题在过去的同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几乎都被表现过了，更不要说影片中的主人公形象在其他影片中已经重复出现过许多次。这都意味着中国电影史留给《大转折》的艺术创新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弄不好不是重复别人的语言，就是重复自己的过去。然而，这部影片却并没有因袭革命历史战争片的传统写法——没有重复那种就战争写战争、就历史写历史的创作方法，影片的作者在对战争的表现上采取了一种“泼墨式”的写意性的创作方法：即不再追求对战争具体进程的逐步展现，而是以意（意趣）为主、以意夺人（观众），从而在银幕上演绎出一种动人心魄的战争场面。如在描述我军即将发起对六营集敌军的决战时刻，导演并没有从我军指挥部直接切入炮火齐发的战场，而是从刘、邓手中轻轻搅拌起的咖啡波纹叠出我军骑兵驰骋战场的俯视镜头。转瞬之间，刘、邓二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风度从银幕上跃然而出。比起那些一声令下，万炮齐鸣的决战场面，这种写意化的处理更突出了一种人物性格的神韵贯注其中。与过去同类题材的影片相比，《大转折》在对战争过程的描述上，总是用最接近于战争本身的形态来表现战争的本质。这种本质的表象直接体现为战场上的偶然性与残酷性。在战争中任何人的生死都是不可测的，这是战争本身的偶然性所决定的。为了突出战争本身的真实性，影片作者在微观的层面上也设计了许多战场上千变万化的态势，使参战者时时刻刻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在冲锋时猝然倒下的战士和阵地上突然牺牲在指挥员身边的警卫员，这些细节使《大转折》这部影片更加逼近了战争本身的真实形态。 在解放战争中，由于我们是胜利者，是凯旋的英雄，立足于这种真实的历史背景，在过去的许多战争影片中，人们在银幕上不断的对战争的胜利高奏凯歌，而在《大转折》中胜利的庆典变成了祭祀亡灵的仪式，会师的欢歌中也带着悲怆的曲调。这种直面战争现实、正视历史真实的艺术表现方式，正是当代战争影片最为重要的一种美学品格。它不仅是在展示战争胜利的巨大代价，同时也是在警示后人战争的残酷！ 凡是写战争，就必定有胜败、有荣辱。《大转折》所描写的两个司令部，一方面是我军将士肝胆同心、浴血奋战的情景，在危难之际，刘、邓二人总是争着把危难留给自己，时时处处以战局为重、以革命事业为重，将个人的生死荣辱抛在一边。而敌方将领在决战的关键时刻，想到的却是官场与战场谁重谁轻，谁输谁赢的问题。这种将个人的私利置于整个战局之上的狭隘立场，决定了敌方注定要失败的历史命运。 韦廉导演的影片《雷场相思树》、《大决战》（平津战役）都是我国战争题材影片的重要作品。这次执导《大转折》无疑也是对他自己艺术创作的一个重大挑战！由于《大转折》特定的题材，使这部影片在对战争的表现规模上不可能超过《大决战》。基于这种历史条件，韦廉将创作的“突破点”选在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特别是对刘伯承的性格刻画，既表现出了他在决战之际大智大勇的果敢、危难之时洞悉敌情的敏锐，同时也展示了他在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胆略。 对一部电影的评价通常可以从两个角度上展开：首先是从电影史的纵向尺度，比较在相同题材的创作中该片的独创之处；另外是从作者自身的创作历程，比较这部影片与其他同类作品的异同。应当说，《大转折》这部影片，无论是从中国战争电影的历史还是从导演韦廉个人的创作史而言，都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大转折》的“态势”表现 在战争大舞台上，态势表现为宏观和具体两个层面。宏观的指全局性的战略态势和大的战役态势，具体的指规模较小的战役和战斗态势。无论宏观的还是具体的战役、战斗态势，都离不开决战双方一定兵力兵器配置的对比、作战布局、人心向背和所处地理位置及其演进和变化等元素。《大转折》作为我国最新生产的革命历史战争影片，作为对以往影片中态势表现各种经验和认识扬弃的集大成之作，以自己创造的丰富的艺术本文再次启示我们，要克服长期以来战争题材影片态势表现上存在的不足，必须重视态势表现的意义性认识，进而主动开掘其功能。 态势和人物形象塑造相连。历史战争片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塑造人物，战争中的人，无论个体和群体，都处于一定的态势之中。因为事件发展的情势不是孤立的，主要事件所呈现的或是顺境、或是困境，都是人物表现的基本条件。疾风知劲草，危难见英雄，见性格、见个性、见意志、见心理、见决心、见精神。影片《狼牙山五壮士》叙述5名持步枪的八路军战士为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在险恶的环境中英勇狙击日军一个旅团的疯狂进攻，战至最后一颗子弹，不作俘虏，跳下悬崖。在一个较具体的事件危境中，凸现了人物代表的大无畏的民族英雄性格。前苏联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开始是6名红军对付2名德军。虽然6名红军中除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外，其它5人都是女性，仍占绝对优势。后来发现，他们面对的竟是16名持冲锋枪、训练有素的德国侦察兵，人物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各种人物的心理态势展现开来。经过残酷战斗，敌我态势不断变化，到4名红军对11名德国兵时，在瓦斯科夫看来已不可怕了，因为“红军一个人可以顶敌人3个”。尽管“眼下”这几个女兵还做不到“一个顶仨”，态势却在向有利的方面变化。影片最后，女兵全部牺牲，瓦斯科夫一人押3个德军俘虏回驻地——红军一个人的确可以顶三个敌人。所有这些态势的清晰变化不仅使观众看到女性在战争中的负担比男人要重，而且看到每个人的性格轨迹，看到每个人的牺牲都是性格的归宿。如果没有清晰的态势表现，只是笼统地表现我方同一伙敌人战斗，即使人物的决心再大，战斗再顽强，也仍然是苍白的。没有相应的态势清晰度，难以引入进入具体情境，难以被具体的人物感染，难以引发强烈的共鸣。《大转折》也是性格与态势交融表现，不同的是，它的艺术布局是战略全局中的战役态势与主战将帅性格的交融。影片开始，是晚年邓小平讲述历史，点明何谓扁担战略。接着，影片以序幕方式交待了1947年春天解放战争的整体战略态势，随之镜头是刘邓量地图的手、焦虑的眼睛、严峻的神情和正在用剃刀刮头的大特写，将我军主将刘伯承、邓小平的性格和面貌切入一个大的严峻的态势氛围中。鲁西南战役之后，形势险恶、困难重重。影片多方面强调了我军面临的严峻以致甚为险恶的形势，在部队是留下休整还是立即南下实行“扁担战略”的决策关头，刘邓都在深思。当刘伯承拿定主意后冒雨走进邓的屋子，邓问：走？刘答：走！影片在这种态势进程中不仅刻画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还充分表现了人物的心灵默契。与之对照的是，敌人统帅与战将、战将与战将之间的貌合神离、推诿责任、兵心不振、将帅胆虚、内部倾轧、协调不力等等。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同时，看到了人物，也从正反两方面看到历史的人格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