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港电影院100多家；人均年电影消费最高达250港元；国语片市场占有率达50%以上。 当距香港回归仅有50天的时候，我们北京电影公司一行25人踏上了这块历经沧桑有“东方明珠”美誉的土地。刚刚踏上这块土地，出于职业的敏感，我们十分迫切地向接待我们的银都机构、嘉禾公司和寰亚公司提出尽快安排考察的要求。 香港的电影市场是一个没有任何非市场因素、优胜劣汰和完全靠市场需求调节的纯经济市场。无论何种类型、哪种题材的影片，只要有人看、能保证票房在经营基准线以上，就有人放映。翻开报刊的分类广告版，街道两侧，满眼皆是电影广告。 随着观众层次的自然细分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香港电影市场逐渐形成三大需求板块： 第一板块：国语片（包括港产、台产和内地产）。约占市场覆盖面的50%强。 第二板块：西片（以美国片为主，如正在上映的《夺命狂呼》和即将上映的《侏罗纪公园之二》，也包括少数法、意等国的影片）。约占市场覆盖面的40%弱。 第三板块：三级片。以色情暴力为主，仅占市场覆盖面的10%。 从第三版块的观众层次上，可以看到：三级片的观众群多为社会下层或部分蓝领阶层。文艺片的观众群大多为中产阶级或白领阶层。而20岁左右的年轻情侣在三级片影院是基本见不到的。同时，女性观众也从不光顾三级片影院。 在影院设施、声光效果和观影环境上，两者亦有天壤之别：文艺片影院舒适、清新、声光效果极佳；而三级片影院空气污浊、座椅简陋、声光效果极差，还可以公开吸烟。 与内地电影市场一样，香港的电影市场也有潮起潮落，1992年、1993年，是香港电影市场的黄金时代，那时仅仅600万人的香港，年票房竟高达15亿港元。人均年电影消费250港元，这与北京电影市场形成巨大反差，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首都北京，人均年电影消费却只有10元人民币！看到差异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北京电影市场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近两三年时间中，香港电影市场呈滑坡趋势，票房收入大约以每年10%的速度递减，到1996年，已降至全年12.5亿港元，人均年电影消费从250港元降至200港元。从单片收入情况看，过去像成龙、周润发、周星驰、刘德华的新片首轮公映成绩轻而易举地就可实现三四千万元。现在一部港产大片能在首轮拿回1500万～2000万元就很知足。1996年超过3000万元的仅有《大内密探零零发》、成龙的《简单任务》两部。负责整个“嘉禾院线”发行经营的莫先生分析说：“这种市场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比较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影片本身，香港本港片近年创作生产相对萧条、影片总体质量提高不大，创作缺乏新意。” 为了扭转香港电影市场的状况，市场经营者们改善经营方式，调动市场潜力。例如“全港周二行动”，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方法。具体做法是：每逢周二，全港所有影院全天以半价面向观众。廉价消费不仅仅是以价格优势吸引观众的招数，同时也是培育市场、培养观众电影兴趣的长远之举。结果是令人兴奋的，现今每周二全港的票房收入大幅上升，甚至超过周末、周日。 与内地的“分线制”运作不同，香港属于纯粹商品经济体制下的“院线制”。目前全港有100多家影院，分属不同的院线，较知名的有“嘉禾院线”、“新艺宝院线”等。如较有代表性的“嘉禾院线”在全港共拥有46间影院，占香港影院总数的五分之二左右。数年前，“嘉禾”成功地兼并了香港“邵氏”的在港院线，并积极寻求海外发展机遇。到目前为止，“嘉禾”在新加坡、泰国和本港的院线已发展成拥有200多家影院的庞大院线，成为全亚洲最大的院线，在国际电影市场上也颇引人注目。制、发、放完整地置于本公司经营大政方针之下，影片生产因为有自己的院线而踏实，院线经营因有自己固定片源而放心。1996年，“嘉禾”在港院线总票房接近5个亿，跃然升至香港市场龙头地位。 负责经营院线发行的莫先生、何先生的经营介绍颇令人吃惊：整个嘉禾院线全年上映的国语片仅25部左右，加上西片也不过50部，这与我们传统思维中的“一年低于150部新片就不足以支撑市场“概念大不一样。 在经营运作上，香港市场亦与我们不同。每部新片上映后，基本无固定档期。如第一周走势颇好，那么第二周仍照常映出，即便势头稍减但如仍在票房基准线之上，第三周照映不误，何时票房降至基准线以下，何时考虑撤换，新一轮经营从头做起。总之，完全靠市场需求调解，这与我们有很大差别。我们则是一部新片计划映一周，那么到第8天，无论市场走势如何，都必须换映其他片子。因为你得考虑一级吃得过饱、二级就可能吃不上，你得考虑档期不能让强片占得过长、考虑临时撤换广告周期是否来得及等等。 同时，香港市场的经营，同样是以需求为前题的，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部影片企图在同一档期覆盖全香港市场。从而使电影市场形成一种“小空间、多选择、长片期、重市场”的格局，这与我们的“大空间、选择单一、短片期、重计划”的经营格局形成对比。而它的明显优势在于：各不同影片的市场小空间构成了观众选择影片最大自由度的总体市场空间，而长映期则最大限度地给观众提供了消费的机会。总之，商品经济的两大终端自由——消费自由与投资自由，在香港电影市场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