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香港电影有着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尽管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有着明显的中华文化的脉络。这一脉络，从1913年香港电影创作历史正式开始——黎民伟等创建华美影片公司并拍摄《庄子试妻》之时，就已十分清晰（1909年香港同胞梁少坡摄制的《偷烧鸭》，因为是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出品，所以应归入大陆电影的范畴，正如近几年香港公司在大陆拍摄的影片均归入香港电影一样）。 “诗言志”，“文载道”，这是中华文化承传了数千年的传统。作为香港电影的拓荒者之一的黎民伟，由于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怀抱改造社会的理想，所以便自然而然地秉承“文以载道”的传统，提出电影应有移风易俗、辅助教育、改造社会的作用。 “劝善惩恶”是萌芽时期的香港电影创作最为关注的主题。第一部短片《庄子试妻》（黎民伟编剧，黎北海导演，黎民伟、黎北海、严珊珊主演）嘲讽庄子之妻在夫骨未寒之时，为了讨好新情人而不惜扇扰丈夫坟墓的恶行；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民新公司1925年出品，黎民伟编剧，黎北海导演，林楚楚、黎民伟、黎北海、梁少坡主演）描述无赖毛大杀人最终遭严惩、善良的民女胭脂与书生鄂秋隼最终成眷属的故事，其主旨都是警世励俗，导人向善，以期起到改良社会的作用。 其后一段时间，香港影坛虽然泛起一股宣扬黄色暴力和封建迷信的浊流，但在香港电影的优秀作品中，导人向善的脉络却一直仍然延续着。例如《铁骨兰心》（联华公司香港分厂1932年出品，梁少坡编剧，关文清导演，冯洁贞、石友宇主演）描写富家之女蔡丽兰爱恋刚直的青年铁匠张国强，力劝其父怜穷济贫；《难兄》（海外联华公司1934年出品，赵树燊导演，吴楚帆、黎灼灼、葛佐治主演）赞颂被继母逼走的孩子发奋读书成为名医后，不计前嫌为继母治病，终使继母良心发现……在这些作品中，“劝善惩恶”的重心在于“劝善”，创作者们把人物之间的关系界定在某种“亲情”（如父女、母子、兄弟姐妹等）的范畴之内，在这种范畴之内，冲突可以化解，恶者最终会被善者所感化。这一点，其实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中的“重亲情，讲恕道”的形象化的体现。 黎民伟从“文以载道”的传统出发提出的另一个口号，是“电影救国”（并且请岭南著名的书画家高剑父把它写成横幅高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文人历来都怀有深沉的爱国感情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何况黎民伟、黎北海、梁少坡等香港电影的先驱者们在从事电影工作之前都是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革命者，他们从事电影工作的初衷就是为了使国家富强，民族解放。1930年黎民伟参与创建联华影业公司（总管理处在香港，主要制片基地在上海）之后，次年即爆发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九·一八”事变，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黎民伟以及香港电影界的许多爱国之士都积极投入了这一运动，黎民伟本人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还亲自率领联华战地摄影队冒着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拍摄出了纪录上海军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的纪录片《十九路军抗日战史》。 1934年，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抗日故事片《战地归来》（国联影片公司出品，霍然原著，胡小天改编，黄岱导演，吴楚帆、黄曼梨主演）。根据余慕云先生所著的《香港电影掌故》的记载，该片“叙述一个军人从战地归来，发觉在战乱中已经家破人亡。以他的悲惨遭遇，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深重的灾难”，“同时明确指出，抗战才是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唯一办法”。随后。《生命线》（大观公司1935年出品，关文清编导，吴楚帆、李绮年主演）等抗战影片相继推出。特别是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香港影坛出现了拍摄抗战影片的高潮，大观、启明、南粤、南洋、合众、全球6家影片公司同仇敌忾，合作拍摄了《最后关头》（苏怡、卢敦等编剧，苏怡、赵树燊、侯曜、关文清、陈皮、高梨痕等导演，吴楚帆等主演）表现一群痛感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最后关头的大学生，热血沸腾地深入各界宣传抗日救国，最后众人团结一致，共同奔赴抗日战场。这部影片的幕前幕后工作人员全是义演义做，影片上映后的收入全部捐献给了抗日事业。从1937年到1938年，香港影坛涌现的抗日题材影片共有几十部之多，代表作还有《前进曲》（大观公司1937年出品，沈惠兹编剧，马国彦导演、邝山笑主演）、《回祖国去》（南洋公司1937年出品，申泯编剧，洪仲豪导演，冯峰、伊秋水主演）、《焦土抗战》（爱国公司1937年出品，冯苇编剧，冯志刚导演，吴楚帆、陈云裳主演）、《大义灭亲》（长虹公司1938年出品，苏怡编导，吴楚帆、黎灼灼、李清主演）、《战云情泪》（华声公司1938年出品，董柱石、邓尉编导，吴楚帆、梁赛珠、林楚楚主演）、《小广东》（宝山公司1940年出品，汤晓丹、罗志雄导演，施威、紫罗兰、黄曼梨主演）、《大地晨钟》（太平洋公司1940年出品，胡鹏、梁伯民导演，吴楚帆、黎灼灼主演）、《烽火故乡》（新中公司出品，卢敦编导，李清、林坤山、李晨风主演）等等。 在记叙香港电影的抗日业绩时，不应该忘记1937年上海沦陷后撤退到香港的一批上海影人——特别是著名导演蔡楚生的作用。蔡楚生到达香港之后，做了两件工作，一是创作抗日题材的国防电影，和司徒慧敏合作编剧《血溅宝山城》（新时代公司1938年出品，司徒慧敏导演，陈云裳、李清主演），《游击进行曲》（启明公司1938年出品，电检后改名《正气歌》，司徒慧敏导演，李清、容小意、白璐主演），编导《孤岛天堂》（大地公司1939年出品，黎莉莉、李清、蓝马主演）、《前程万里》（新生公司1940年出品，李清、容小意、严硕主演）；二是通过自己的创作和文章促进了香港电影界抗日爱国运动的持续发展，1941年4月底日本侵略者派人到香港进行活动，企图欺骗电影界搞“共存共荣”，为其侵略服务。蔡楚生5月10日即在《华商报》上发表了《电影界的人兽关头——揭发敌人对华南电影界的阴谋》的文章，号召广大电影工作者“要在求团结、进步、抗战中负起我们‘电影报国’的任务，直至把日寇驱逐出我们的国境！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永远要被中国人所敬爱维护，而不容有丝毫的徘徊犹豫！”“愿我们大家都拿出对国家民族和艺术的良心来，争取做一个‘人’，起来扫荡日寇对我们电影界的这种毒辣的阴谋！”蔡楚生的文章显示了一个爱国者崇高的民族气节，博得了香港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