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莲》是去年以来我省电影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电影的重要收获。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它荣获了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而在于它的问世代表了中国电影的一种新的创作趋向，对中国电影创作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喜莲》是一部社会主义电影。它的重要意义和显示出来的创作趋向就是它是一部社会主义电影。我想这不是给《喜莲》贴标签式地命名或定论，对于社会主义电影《喜莲》来说，一切蹩脚的和抽象的标签都无济于事。事实上，《喜莲》全剧中没有一句话使用过“社会主义”一词，但正是从它朴实无华的生活叙事中，我们感受到了普通生活、普通人中蓬勃生长着的社会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精神。而且，这社会主义因素和精神完全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带有着浓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素和精神，它在20世纪后期中国土地上活生生地生长，就象主人公喜莲的性格的活生生地成长一样，是带着希望的新的生长。 《喜莲》由主人公喜莲的自述造成全剧的叙事，是关于喜莲这个当代农村妇女的奋斗史和性格史，是一个关于劳动致富的故事。复员军人刘世德的妻子喜莲嫁到刘家时，她是嫁到一个“穷”的生活中了。而喜莲的性格故事，也就从这很“穷”的生活开始。应该说，喜莲的性格喜爱的那种，善良、开朗，同时又具备承担生活重担、寻求改变自身境况的坚韧素质。这种性格一旦时代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它便很快会成为解放思想的先行者。她嫁到一个穷生活中，但她是带着寻求新生活和幸福的希望而来的。不久她又成了社会主义村长的老婆，但社会主义村长丈夫并未给她带来多少喜悦，贫穷依然是她心中的困扰。于是她开始不安分，开始解放思想，她去卖豆芽菜了，而卖豆芽菜又给她提供了一个用科技新法种辣椒致富的信息，经过一番“摸着石头过河”的奋斗，她终于给了对于全村和自家致富门径都一愁莫展的社会主义村长丈夫一个惊喜：她实现了经济上的初步致富。但这部电影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并未将喜莲与丈夫在观念上的对立强调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实际上喜莲对于村长老婆的体面地位是满意的，对村长丈夫的驯良的照顾和服从也是发自内心的关爱，因此当她种辣椒有了钱之后，这种发自人的善良本性的关爱，自然就转移到全村的父老乡亲身上，她号召并支持全村人都来种辣椒，使全村人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喜莲之所以这样做，是其美好人性和性格的逻辑发展与升华，令人信服。真正的社会主义动机和因素不可能是外力强加于人的，而是发自人的内心与生命的活的力量。实际上，喜莲是在实现着空有其名的社会主义村长丈夫的理想，她还给丈夫的何止是一个惊喜，而是还给丈夫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也许不用华丽词藻就能一目了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影片的深意可以从喜莲和她丈夫的位置的对应和置换中体味出来：丈夫的社会主义（带领全村人致富）村长空有其名，而喜莲由于敢于解放思想，敢于实践而真正给全村的穷日子带来致富的福音，她因此而成为带领全村人致富的“总调度”。这个对应和置换是影片最内在的一个戏剧结构，它实际上蕴含着教条而空洞的因此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与真正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的置换。这个置换的实际标志着真正的社会主义因素和精神的实现。 村长是一个很好的名词，正如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一样。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村长的苍白无力被喜莲的蓬勃生命力所置换，其解释大概也就在这里面。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美好的原则和精神，这种美好的原则和精神不是僵化的教条，不是空洞的概念，不是海市蜃楼般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原则和精神从来都是生动的，有着活生生的生命力的，根植于现实和生活之中的，是发自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人性并上升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理性原则和精神。只要存在着社会和经济上的竞争，存在着人的素质和环境的能力差别，存在着人类社会对幸福生活的理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原则和精神就会存在，并在现实和生活中蓬勃生长出希望，生长出和它的原则与精神相适应的社会发展实践、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生长为一种文明。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喜莲》所体现的精神，正是这样的社会主义精神。第一，它表明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真理；第二，它体现出了根本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样的社会主义本质含义，喜莲因此而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代表，并因而成为新时期妇女的一个典型，尽管她对社会主义并非有着清醒和理性的认识，但她毕竟认识到：“都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看科技就是人民币；”第三，它表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念，并因此而具备一种社会主义的审美精神境界。如此，《喜莲》就成为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生动有趣的审美诠释，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精神注脚。 于是，我们便看到社会主义电影《喜莲》的可贵。当然，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电影是我们从广义上理解的社会主义电影概念，那末，社会主义电影无疑是多元的、各式各样的。但我们这里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电影《喜莲》的“社会主义电影”概念，无疑是仅指那些体现了从当代生活现实中生发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质含义的电影，表现了当代真正的社会主义因素和精神的电影。《喜莲》即代表了这一倾向。这应该被看作是中国电影中生长着的一个新的因素。这种社会主义电影是第三世界中国社会所具有特色一种电影，我们可以生产出与西方电影相似的动作大片，但西方绝不会产生出象《喜莲》（起码是当前）这样的影片及其致富故事和表现共同致富的人物境界。60—70年代中国电影也产不出《喜莲》这样的社会主义电影，那时的社会主义是不怕穷的社会主义，是新与旧、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社会主义，是《李双双》或《金光大道》式的社会主义，因此不可避免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和局限。80年代的中国电影也很难产生这样的社会主义电影，那时的电影是人道主义思潮和文化探索观念流行，是流行《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人到中年》、《红高粱》等影片的时期。既使是90年代，《喜莲》也决不同于《二嫫》那样的影片，甚至不同于同一导演的另两部影片《九香》和《红月亮》。《喜莲》归根结底代表着一些新的电影因素，它用现实主义的镜头突出了一个“穷”的境况，那逼真的班杂零乱的穷屋场景和人物，使我们看到了在《李双双》《金光大道》等影片中所看不到的社会主义因素生长的现实性，与其说这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不如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回归，因为在今天的时代精神看来，思想也好，艺术也好，社会主义就在于要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