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说过：“文艺作品不能把现实描绘成神话一样，特别是当代作品，你不涉及时弊和问题，还有啥力量，你看文学史上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作品，全是这样的。除了奴隶社会那种战争的史诗颂歌作品外，后来留下的都是揭露社会问题的。”[①]这种看法表明在艺术的诸多功能和价值中，社会性成为首要的指向。为民代言的中国艺术传统在他内心有着深深的积淀。这种感到忧世的精神成为他创作的出发点。而这一点还不足以构成他和同代导演的差别。他与同代导演的差别主要来自对文化寻根的看法。他说：“关于中国文化寻根问题，我始终有一个观点，就是：文化的根就在现在，就在每个人身上，……如果你觉得它就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每个人的行为、心理都是文化的反映，你的观念就会发生一个变化，就不会非要在某种题材规范里去寻找文化。”[②]因此，强烈的当代性、社会性是黄建新创作思想最显著的特征。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如果说，第五代创作的基本文化特征，是历史写作，或者说是重写历史，那么黄建新作为一个个例，则是一个踏实的时代之子。”[③] 一 1985年的《黑炮事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知识分子的“期待视野”。相当多的评论指出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一个缺乏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 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确立，使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相应地，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也逐渐觉醒。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上，出现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等一批关于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影片。而在其主人公的遭遇受到广泛同情的同时，许多评论者又对影片所体现的对驯服人格的赞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对“主体性”发出呼唤。从许灵均、罗群到赵书信，知识分子形象的演进有社会认识方面的必然。 《黑炮事件》的结构是对侦破片样式的“戏拟”，具有高度敌情观念的周玉珍的形象和影片的结构构成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政治话语的反讽。人的情感、权利从“阶级”这一政治范畴里解放出来。是80年代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对于私人权利加以保护的呼声从没有如此强烈。把这种现象和同一时期反对特权、要求平等的社会呼声结合起来考虑，即可看到中国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的法学世界观：人的生而平等，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如果我们把今天明确下来的市场化作为一个从1978年即已开始的过程，那么，这一法学世界观所内在的社会经济要求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社会的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随着商品交换领域的扩大，权利观念越来越强烈。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马克思、恩格斯将权利归结为一切现实商品生产的共同要求。大规模商品交换要求主体有自主的权利，而作为法观念中的权利，无疑是商品交换要求的一种理想化表现，这是“主体性”问题的本质。因此《黑炮事件》也只能放在80年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上理解。 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看，《黑炮事件》就不能仅仅理解为“知识分子必须对自身文化心态进行深刻反思的呐喊”[④]，而应看作立足于发展商品经济以实现现代化的深刻的政治要求。马克思说：“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称做‘人’，只是称做‘人’，为什么他的权利称为人权呢？这个事实应该用什么来解释呢？只有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政治解放的本质来解释。”[⑤] “异化”问题是80年代持续讨论并引起广泛争论的文化问题。1987年的《错位》就是这一文化问题在艺术中的回响。黄建新的异化概念显然来源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想。“科学和物质主义的失败”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经常思考并力图表现的大题目。从象征派到荒诞派大都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采取了敌视态度。科学技术、物质文明不仅无助于人的自由发展，反而变成了控制和压抑个人的力量，《错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演绎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冲突，这一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化母题。 这是一种真正的错位，是发达资本主义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错位。 在讨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指出：“在东方是反封建官僚，在西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异化的抗议。它们都要求人在‘物’的奴役、压迫和束缚下解放出来，要求人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实践活动的真正主宰。”作为80年代文化主题的启蒙主义的本质是反封建主义。西方思想中的异化概念在80年代的中国得以共鸣，是因为它有助于说明封建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现实。启蒙主义的异化概念有它针对中国现实的特定内涵。 《错位》的失败，并不在于它的现代主义的外部风格，而在于他的异化观恰恰是脱离了中国的历史情境的那种异化观。 弗兰克说：“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神经官能症。”[⑥]80年代末，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官能症”就突出地表现为在消费主义商品化的背景下，终极价值缺失的精神危机的出现。 1988年的《轮回》以石岜之死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危机现象打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然而，比这种精神危机现象更值得重视的，是这部影片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观上的自我矛盾。石岜代表着启蒙主义的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正因为如此，他才被认为是“真人”，并获得美丽的女主人公的爱情。因此，这部影片仍然是启蒙主义的自由颂。而当黄建新对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流露出赞美之情的同时，又对它最现实的价值观——追求财富发出了禁令。金钱在这部影片中是和不义联系在一起的，比如黑社会、卖淫、倒卖批文、没有爱情的婚姻。金钱成了万恶之源。刘华玲甚至说：“我就把钱擦了屁股，真有不嫌脏的就让他捡去。”影片隐含着一种逻辑：追求金钱导致罪恶，也导致了自我价值的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