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战争巨片，它在赢得观众喝彩的同时，也标志着当今电影艺术家迈出了新的步伐。 《大转折》之所以值得称道，首先还得追溯到这一段战争历史的精彩与辉煌，或者说，这段历史给电影艺术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想象与发挥的可能性。所谓“大转折”，它是我党我军终于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极为重要的一幕。它以刘邓大军的行动为主线，兼顾两翼的陈毅粟裕兵团、陈赓谢富治兵团，经由陕北与中原、刘邓与白崇禧、王仲廉、乃至国共统帅部的情节网络，高屋建瓴而又交错纵横，构成了富有战略意味的战争巨片格局，同时也使观众于历史进程的宽阔视野中，领略到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不同凡响。 作为战争巨片，不能没有举足轻重的战役，也不能想象没有硝烟弥漫的战斗，但“大转折”的电影叙述，绝不可能把所有的战役与战斗全都推上银幕。何况，银幕上的战争还不止于战场上的炮火与厮杀。这样，也就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一个“武戏”与“文戏”相互搭配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战争巨片的史诗性问题。不难见出，《大转折》在战役及战场展现的选择与搭配方面，是动了匠心的。特别在战争的表现方式及形态上，竭力回避了与以往战争片可能产生雷同的模式化倾向。强渡黄河的场面是恢宏磅礴的，但鲁西南战役中的郓城、曹县、定陶等大仗，只是借用了蒋介石的一声哀叹，所谓“八天里连丢三城”！由“文”而“武”的银幕“巧打”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战争题材故事片的传达手段。譬如六营集战斗，表现的主要场所不在战壕，而在刘邓指挥所，只是到了战斗的尾声，才在胜者的谈笑氛围中迭现了六营集的围歼场面。上集中只有羊山集之战是以直接的方式展现了拼杀的艰难与残酷。而下集的徒涉黄泛区与夜渡汝河的激战，不仅各具有自己的战场特点或战争的独特形式美感，而且实现了战场的“武戏”与统帅部的斗智斗勇的“文戏”的交织。这种细腻而巧妙的战争银幕语言，使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旅程显得生动别致、跌宕起伏。 虽说战争片是为了表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战争，但仅局限于战争进程，也就失却影片的艺术的或思情的意义。人是战争的主体，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因了“刘邓”的特殊性，《大转折》在塑造刘伯承、邓小平这两个人物时，想象力及形神、尤其是“神”的传达，也将会受到相应的制约或考验。所谓“刘邓”之间没有“顿号”，说的仅仅是两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及高度统一。但作为银幕形象，刘还是刘，邓还是邓，每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个性特色。正是在这一点上，《大转折》依据生活的原生状态，作出了颇有成效的尝试。首先是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思维方式及表达习惯，其次才是刘偏重于军事、邓偏重于政治思想工作。所着眼的虽都是纵横捭阖的战略大局，但其间的差别也显而易见。何况，既然刘邓之间亲密无间，在艺术刻画上也就构成了相辅相成的性格态势，打破了以往把一句话掰成两半、刘邓平摊的表象统一。于是，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刘伯承，是那样温厚儒雅，老成持重，既缜密又大胆，兼有师长与兄长的双重风度，在表达上也更倾向于寓庄于谐的幽默风趣。而邓小平呢，则显得冷峻沉稳、坚韧果断，言虽寡少而掷地有声，突出了他的举重若轻的凝炼及一针见血的个性特点。这样，刘邓的“可分而又不可分”的人物关系，也就更能给人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譬如在鲁西南战役后，刘邓大军是休整还是南下挺进大别山，这是牵动战争大局的抉择——鉴于毛泽东电报中的“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邓小平说，就是把二野拼光了，也是胜利。一席对话，也就使刘邓顾全大局的博大胸怀及个性获得了让人难忘的展现。 作为战争巨片，《大转折》积累了不少可供借鉴或探讨的经验。当然，电影艺术只能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但遗憾也是一笔财富。从总体上说，因为作品的结构不可能偏离作为历史的真实进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情节设置方面的选择。毫无疑问，这种状况也就可能制约影片创作的想象空间。作为一种艺术特点，《大转折》的“武戏”内容不算多，虽则“巧打”的成份获得了强化，银幕语言也更趋于抒情的细腻，但体验巨片力度的气势却有点儿不尽如人意。照例说，作为影片“序幕”的强渡黄河，尽管短促了一些，气势却很壮阔恢宏。而且，这种气势已给人以“定调”的感觉，但影片的整体过程并没有得到自觉的贯彻，如下集的黄泛区与夜渡汝河的“戏”，便有些注重形式美感而懈怠了气势的追求。《大转折》的某些细节或场面所体现的语言品格，单独审视堪称精湛漂亮，且富有抒情的或细腻的美学创造性，但与“大转折”的“大”联系起来，就可能产生一种肯定的犹豫。这是一个可以深入谈论的艺术课题。我们时常说到“故事”（尤其是战争巨片的故事）的“起伏跌宕”，但“起”与“伏”的交织，也许要比“起伏”本身更重要——抒情的细腻与气势的磅礴，大约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