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30年代初开始，中国大陆电影的美学主潮是反映论；强调电影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而不是去编织逃避主义的飘渺、温馨的幻梦。银幕应该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及其历史的流变。实际上银幕这面镜子并不总是平整光滑的。时或有这样那样的瑕疵，时或蒙上尘土，现实生活在这面镜子中会呈现某种变形乃至模糊不清。有的年代，这面镜子竟然成了哈哈镜，社会生活的形象完全被扭曲。但即便是扭曲的形象，毕竟是以现实为原形的扭曲，还是能曲折地透露真实的信息。 从中国人开始拍电影起，知识分子的银幕形象经历过几度大幅度变迁。这种银幕形象的起伏跌宕，既反射了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命运的颠簸，也从一个侧面勾画了中国社会在发展中的崎岖和坎坷历程。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是最敏感、最先觉醒的阶层，在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往往处于时代潮头的前列。 30年代初，中华民族危难深重。银幕上知识分子社会进步和救亡图存的追求，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桃李劫》、《风云儿女》、《新女性》、《夜半歌声》等影片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莫不如此。《毕业歌》中，“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义勇军进行曲》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夜半歌声》中，“我只要一息尚存，誓和那封建的魔王斗争！”这些歌曲当年风靡一时，可谓时代的号角，民族的呼声！但这些知识分子形象，往往热情胜于理智，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还是朦胧的。 40年代，像《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小城之春》、《天堂春梦》、《希望在人间》、《新闺怨》、《艳阳天》、《还乡日记》、《乘龙快婿》等一批在思想和艺术上趋于成熟，多着力于社会批判的影片。其中知识分子承载了反帝反封建的重任。即便表现的是知识分子感情上的失落，生活上的困顿，人生道路的彷徨，这些精神上的苦闷，也是时代苦闷的象征。 知识分子热情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此后新中国银幕上的知识分子却一落千丈。首先，知识分子题材被挤到银幕边缘，让位给工农兵题材。初步统计，1949年至1976年的28年中，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影片总共才20部左右。这类作品的政治风险比较大，《未完成的喜剧》、《青春的脚步》、《上海姑娘》、《情长谊深》、《早春二月》等影片，刚刚完成或尚未完成就遭到批判。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他们在友情和爱情上的需求，人道主义情怀和自由的向往，人生道路探索中的徘徊，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激情，都成了银幕上的雷区。唯一在当年被赞许的只有《青春之歌》这一种类型。林道静是个坚持不懈地追求革命、追求共产党，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知识分子。 作为配角出现在银幕上的知识分子形象倒不少见，大多在工业建设题材中充任工程技术人员，基本上是一个模式：戴一副眼镜，这是造型上不可缺少的身分标志。他们只有书本知识，缺少实践经验，对工人的高尚品德和创造性智慧既不理解又抱轻视态度。在革新与保守的戏剧冲突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滑到保守落后的一边，经过事实的教育，才觉悟到要向工人学习，加强思想改造。畏畏缩缩，处境尴尬，面目可憎。这种模式几乎成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形象的样板，因为在政治上是最合乎分寸的。知识分子的这种银幕类型，虽然远未如实地展示生活中千差万别的个性，却颇为真实地概括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境遇。 1979年新时期的来临，揭开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的基本战略，代替内战不已的“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启开国门代替闭关自守，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封建法西斯文化专政在精神世界设置的层层罗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压倒了蒙昧主义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喧嚣。历史的潮头在逆流中泛滥一时之后，终于回归顺应时代发展的轨道。 新时期电影潮流的显著变化之一，知识分子从银幕边缘又回归银幕中心，成为最受关注的题材之一。经历了血与泪的洗礼之后，知识分子面貌焕然一新。据不精确的统计，从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中，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题材（包括知青题材和历史上的科学家、文学家传记），大约70部左右。这个数字是建国初期28年的3倍多。28年里平均每年不到一部，新时期每年平均约10部之多！ 一般说来，电影题材的量化比较研究，未必有很大价值。一个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主要不决定于表现了什么样的题材。然而要研究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电影，题材的数量比较却不能忽视。工农兵大批走上银幕，开一代电影新风，并成为一个时代美学思潮的显著标志，未可厚非。但是把题材问题提升为电影艺术的首要问题，以此作为作品的政治思想倾向的首要标准，则违反了艺术自身的规律。“题材决定论”是极左文艺路线的主要理论支柱之一。按照这种理论，电影必须服务于政治，银幕就是一块政治版土，什么人占据银幕，就意味着这块版土是红色的抑或白色的。银幕上角色的主次，亦应按照现实生活中的阶级序列乃至权力序列排队，决不容许“僭越”。“臭老九”当然只能在银幕上靠边站，而且不许乱说乱动。像《青春之歌》这样讴歌革命知识分子的影片，在“文革”中亦被封存，束之高阁。君临文坛之女皇江青的“样板戏”中，绝不容许知识分子插足英雄人物行列。英雄人物必须是根红苗正、白璧无瑕的工农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