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元2000年的日益逼进,人类又到了一个世纪之交——并且这个世纪之交也是一个千年之交,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在叩击着许多人的心扉。回想这个百年沧桑,世界走过了许多的光荣和梦想,也走过了不尽的苦难、仇杀和沉沦。恰逢世界电影的百年华诞以及中国电影的九十寿秩,透过电影这样一个世纪之窗,我们可以重新检视和反省世界历史、世界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题、困惑和走向。不用说,这样一种检视和反省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主题与文化主题,断非一人之功所能完毕。本文试图通过民族题材电影(准确地说,中国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拍摄中的一些深层问题的分析与透视,对电影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互关系、电影精品与文化精品内涵、意蕴以及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等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作一新的切入与阐释,而其基本的目的,则在于导向一条中国民族文化与民族电影的精品之路。 一 精品一词是一个既宽泛又明确的日常用语。它是和正品、次品等概念相比较、相关联而言的。当然,精品一词借用到文学、艺术、审美等领域,则又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神品、圣品、极品等概念具有交叉互换的意义。总之,文艺领域中的精品一词,代表着一种较高的审美级次和审美内涵,在这个意义上,精品艺术实际上所表征的恰是西方古典美学中的那种既优美又崇高的作品。实际上,精品艺术这一概念的提出,即表明人类的一种审美和思想的追求,故此,它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和意蕴的概念。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中国的文学艺术及民族文化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的电影艺术及电影事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和变革时期。一方面,电影艺术在其他艺术门类的冲击下独霸天下的地位已难以为继,不得不探寻新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条件。另一方面,电影这一特殊的艺术门类和表现形式却不是也不可能为其他艺术形式如电视、话剧、舞蹈甚至文学所取代的,而且在新形势下,广大观众对于电影艺术仍寄以无限的深情及热望。从国际上来看,在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印度,电影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也是一项特殊的出口商品,即使是香港,电影产业在其经济结构也占一个很大的份额。因此,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电影是否有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在于电影事业本身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为广大观众奉献出一批为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影片,而这种为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影片,实际上就是一批电影艺术中的精品。 何为电影艺术中的精品?这是一个大家认识上不是很统一的问题。有人强调精品电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品位,有人强调精品电影的社会效益和票房价值,也有人强调精品电影的思想倾向和思想境界,当然也有人强调精品电影的制作必须有大量的投入等等。显然,这些观点和看法都有其合理之处,然而似乎仅从其中一个方面出发,制作出来的影片并非就能成为艺术史上的精品。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优秀的影片必须是“三性”的统一,即必须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缺少其中的一项或几项就很难被称为精品影片。不久前,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八一电影制片厂时,勉励广大电影工作者要以饱满的热情努力创造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可以看出,江泽民同志认为,优秀的作品必须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这样才能对观众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精品。显然,江泽民所说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和许多评论家、艺术家所说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实际上是共通的,只有实现了“三性”的统一方能称得上是优秀的作品,也只有做到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三精”影片,也才能称得上是精品电影。总之,中国电影精品概念的提出和精品意识的增强,既是中国电影事业在新时期生存和发展的必需,也是中国电影艺术自身内在的升华和提高。正因为这样,精品电影的制作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重大工程,也是中国电影艺术的艺术史地位之所在。这是一项值得全体人民给予关注和支持的伟大事业。 二 显然,无论是“三性”的统一还是“三精”的结合都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深刻内涵的艺术创作指针,也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它对所有的艺术创作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同样,在民族题材电影的制作上,“三性”原则和“三精”要求也是民族题材影片成为精品的必然方向和内在要求。 所谓民族题材或民族电影是一个兼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的概念。从广义上来看,几乎没有任何电影不是民族电影或民族题材电影,无论是把民族作People解还是作Nation解。从狭义上来说,所谓民族题材电影实际上是指那些专门描写和反映某些特定民族的特殊文化、特殊风情、特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影片,从国际上来看,我们可以把描写印地安人、吉普赛人的影片称作民族题材影片,而从国内来看,民族题材影片则专指那些描写和反映除汉族以外的其他各少数民族(Minorities)的文化、历史、风情、社会生产生活等的影片,通常意义上的民族电影正是指的这种题材的影片。 既然民族题材影片是电影之林中的一颗参天大树,那么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也必须以精品为方向和目标。而从历史上来看,无论中外,民族题材电影都曾为世界电影艺术史贡献出一批精品之作。从国内来看,民族题材影片曾有过一个历史性的辉煌。 一位长期从事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著名剧作家曾对民族题材电影做过这样的论述:“少数民族电影是我国电影事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宣传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各项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现少数民族从封闭的原始落后状态经过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新中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以及在加强民族团结、军政军民团结方面,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如周恩来总理,老一辈电影家夏衍、荒煤等人,都十分关心并亲手扶持民族片的创作和拍摄,所以才有50年代民族电影的辉煌。”[1]这是对我国50—60年代民族电影事业的一个很好的概括和说明。 50—60年代比较著名并为广大观众所喜爱的民族影片主要有《山间铃响马帮来》、《边寨烽火》、《芦笙恋歌》、《神秘的旅伴》、《五朵金花》、《摩雅傣》、《勐垅沙》、《阿诗玛》和《景颇姑娘》等。其中最为著名也最为成功的影片则是《五朵金花》与《阿诗玛》。公浦先生指出:“《五朵金花》独辟蹊径以浪漫主义手法,表述了一个优美纯真的爱情故事,给人耳目一新,在民族片中算是一个突破。它的出现,它的最早创意,以及制作的全过程,都是在夏衍同志一手操办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没有夏公的高瞻远嘱和对电影艺术精湛的把握是不会取得如此成就的。……《阿诗玛》是把撒尼人的同名长篇叙事诗搬上银幕的初步尝试,影片是成功的。它对于开拓民族片的题材样式和把民间神话传说改编为电影,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民族片中一朵常开不谢的民族之花。”[2]这位50—60年代中国民族电影事业的参与者和代表者的评说是准确的和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