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对某些影片来说，它的故事结构及其表意特点，不仅可能被批评者和观赏者所忽略，甚至可能被它的创作者所忽略，或许我们应当说，对此，就连它的导演可能也没有特别清醒的意识。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而且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正因为如此，电影批评才是有意义的。 我记得，几年前，使我把《五魁》和《炮打双灯》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这两部影片让我感到困惑。记得当初，看过了《五魁》之后，只是觉得整部影片都有些做作，没有什么好感，心里想，黄建新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导演，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影片呢？看过了《炮打双灯》之后，觉得很好看，拍得也很精致，但对其含义，觉得它与《五魁》一样，让人感到困惑。我想了好长的时间都想不出，导演拍这样一些影片，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什么意义。由于这个原因，我比较注意阅读对这两部影片的评论。但是，并没有消除我的困惑。直到我看过了《风月》的录相以后，我才想到，把这三部影片联系起来考虑，可能有助于我们对它们的理解。 一旦我在心中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寻找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理由就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现在，我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把《五魁》、《炮打双灯》和《风月》这三部90年代的中国电影联系在一起。首先，这些影片都是由海外投资，可能都会被当成商业艺术片来对待。其次，这些影片的题材均表现一个假定性很强的旧社会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历史性的故事。但它们都拒绝你去把它同历史相联系。再次，我还发现，在对这些影片的理解上，评论者的评论与创作者关于影片立意的说明差距是比较大的。就是说，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没有注意从创作者的立意的角度来加以评论。 但是，真正促使我把这三部影片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却只有一点，即这三部影片在故事结构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对一个“空转的故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看到，在《五魁》中，影片一开始就表现一个年轻的女子出嫁到一个有钱人家，人还未到，她的男主人就死去了。这个故事还怎么进行呢？后来她被下人五魁救了回来，影片故事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故事是“照样”进行的。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就好象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生命力就在于，当它的真正的主人已经不在了的时候，它还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具有运转能力，当然，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中确切地了解到，它是在空转。它的作用就是保证一个女人与一块木头的“生活”。在这里，机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主人的位置上发挥作用的，是她的婆婆，她的婆婆曾经是这个机构的受害者。现在她又成了一个加害者。 由何平导演的影片《炮打双灯》同样对“家庭机构”（要准确地说，应该是“家族机构”）的空转现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影片中的“少爷”是一个19岁的美貌女子。她在蔡家爆竹业家中的全部力量，只体现在她作为这个家族唯一继承人即主人的位置所规定的力量上，在“正常的”运转中，她是这个家族机构的代表，但是这个机构的运转，却并不取决于她的主观意图。为了防止财产的外流，这个家族规定她不能同外人结婚。她的悲剧就在于，她竟然天真地相信，她同一个画年画的青年人相爱的个人愿望竟然能够为这个家族机构所允许。 由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风月》对这种空转现象的探讨似乎更为深入。在影片中，庞氏家庭的老爷去世了，少爷也成了“植物人”，这个家族面临着与《炮打双灯》中的蔡家几乎同样的没有主人的危机。解决的办法是由庞家的小姐来充任主人的角色，但是，当小姐也成了植物人以后，就只有选择一个属于庞家远支的实际上是一个下人的端午来充任这个位置。他倒不是一个植物人，而是一个生物学上活生生的人，但观众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活人在这个完全有能力自行运转的家庭机构中的作用，只能是形同植物人。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影片的导演们究竟是如何说明他们的影片的立意的。 当采访者问到黄建新拍《五魁》最感兴趣的是哪一点的时候，黄建新这样说：“我当时比较感兴趣的是一个善良的脚夫最后变成一个土匪的故事。由好人变成咱们观念中的所认为的不好的人，这样一个过程，有二律背反的关系在里头。当然原小说与影片差距很大，我对小说感兴趣的就只是这点——就是一个人物他定位的过程，而这中间的东西都可以替换。”[1] 当采访者问何平拍《炮打双灯》的初衷和着眼点是什么的时候，何平提到两点，一是“正正相加得负”的人文思考，二是燕赵文化的苍凉感。“小说提供了中国文化的哲学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一个画年画的和一个做爆竹的，从事的都是中国老百姓生活中喜庆行当，而两者的相加却产生了悲剧。也就是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人们的普通生活中，画门神、造爆竹，避邪驱患，辞旧迎新，都是百姓寄托美好愿望的事情，为什么两个延续千年的风俗碰撞在一起会产生悲剧？……一个创作者、一个导演最初偏爱上某种事物，决心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一定是有其它的乐趣在里面，不光只是电影的本身。”“北方文化分两大系，从文化的悲壮上讲，一是齐鲁文化，一是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更接近豪迈，《水浒传》的英雄都是齐鲁文化的英雄，而燕赵文化则更接近苍凉，为什么冯骥才本人把自己文学的重点放在燕赵文化上，是因为燕赵文化比较接近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就是说，它悲壮里面加着浓重的苍凉命运感，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种人文精神，我们之所以要花费一笔资金去制作或者说去复制一段历史，一定是会与当今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周围的人，目前的这个社会在人格方面所缺少一种力量、一种典范或是说缺少一种精神、活人的精神，那是这部电影当中我们希望去表现的。”[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