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距今已逾半个世纪。五十年前这场空前壮烈的神圣民族战争构筑了当代银幕世界极其绚丽多彩的一大景观。自抗战起始，几十年来，反映抗日战争的故事片一直没有中断过。它的壮丽画面及其深远影响，无论怎样抒写，似乎都不算过分。这类影片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自有一条运行轨迹，形成了一个系统。本文试从历史意识的视角，仅对建国以来的抗战故事片的嬗变及其走向作一番粗略的扫描。 尽管抗战故事片的创作最早可追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但它的繁荣鼎盛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纵观建国以来以“抗战”为题材的故事影片，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并在历史意识的把握上，显示出各自不同的迹象。 1、歌颂型：历史意识的张扬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抗战题材的影片在国产故事片中，不仅在数量上占有很大比重，而且质量也堪称上乘，并以此教育和影响了一代观众。其中的优秀影片如《赵一曼》、《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已成为经典影片。这类影片正面歌颂我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丰功伟绩，真实反映了长达八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历史风貌。在这类影片中，革命人民的大智大勇和日本侵略者的色厉内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历史意识得到了有力的张扬。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影片中的英雄人物大多是普通的人，他们是那样的质朴和平凡，甚至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缺陷，但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他们是那样英勇顽强，光彩照人。这些英雄的塑造，既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完美统一。尽管也有些理想化的描写，但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与“文革”期间文艺作品中出现的那些“高大全”因而也必然“假大空”的“英雄”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这些影片也不象前苏联某些反映卫国战争的影片已流露出“个人崇拜”、“神化领袖”的倾向，而是着力刻划军民携手抗敌的英雄的群体形象。即使是《平原游击队》中智勇双全神出鬼没的李向阳，也是千百万抗战军民的代表和化身，已成为抗日英雄群体的一个“代名词”，就象“松井”、“岗村”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个“代名词”一样。这类影片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不容抹煞，应予充分肯定。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抗战故事片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题材上大都局限于游击战生活和地下抗日斗争。尽管传达的生活气息浓郁，但没有也不可能对壮阔雄伟的抗日战争作多方位多角度的全景式描写。特别是“左”的文艺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桎梏，使某些题材不敢触及，即使触及也得不到准确的反映。《五更寒》这部影片由于描写了地主小寡妇巧凤帮助游击队抗日，结果，遭致了极不公正的批判。至于，中华民族在日寇侵华期间蒙受的奇耻大辱，如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等；国民党爱国将领在抗日中的义举，如可歌可泣的“血战台儿庄”等；……在当时如在银幕上稍加表现和反映，定会遭致“没有正面歌颂抗日精神”、“长敌人威风”、“美化国民党”等“左”的责难。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歌颂型”抗战片，在历史意识的张扬上还是有范围、有限度的，“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使我们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神经有时显得异常脆弱和敏感，历史意识在总体予以张扬和倾斜的同时，往往在一些局部却趋于弱化和消弭。 2、亲和型：历史意识的弱化 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文艺冲破了种种“禁区”。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批以《樱》为代表的“抗战”故事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反映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爱情，说明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灾难。这样的认识和表现也许是一个进步，起始也给观众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从《樱》、《玉色蝴蝶》到《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又似乎陷入了另一种模式：出于中日和平友好的政治考虑，一味渲染中日两国人民在战争时期的友谊和爱情，反复强调战争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而且其惨烈的程度并不亚于中国人民。一部部影片娓娓动情地讲述了一个个至情至爱、生死别离的感人故事，可诅咒的战争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爱情经历了磨难、阻隔和摧残，遭到了破坏、夭折和毁灭。这里的战争是指日本的侵华战争，还是我国人民的自卫抗战？在个别影片中交代得似乎并不清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模糊了侵略与反侵略的界限，造成了历史意识的误导和弱化。而且，一时间，“松井”、“岗村”型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形象在银幕上消声匿迹了。侵略者的凶残狡诈化为温文尔雅甚至不乏正义感、人情味的笑脸。但是沉重的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银幕上的友谊、微笑和情爱消弭不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人民心中刻下的深仇大恨。当然，我们应当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普通的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日本人民在侵华战争中也确实蒙受了灾难，日本的“反战者同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确实给予了巨大帮助。这是不言而喻的题中之义。但一些“亲和型”的抗战片肆意渲染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爱情，显然是出于中日和平友好的政治考虑和迎合当代观众愉悦感官的商业动机。如此诠释和化解战争，无法取得中国老一代观众心理上的认同，也不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需要世代友好和平相处，但我们的故事片及其它文艺创作，绝不能为了和平友好而羞于回顾和正视历史，忘记或抹煞日本侵华的真相，有意无意地为军国主义者梳妆打扮。与此反唇相讥的是，日本军政部门中一直有人苦心孤诣地篡改侵华历史，从文部省教科书的编写到“靖国神社”的参拜，直至今天，仍把“侵略”说成是“进入”。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篡改历史，另一方面我们的文艺创作却不敢正视历史，即使写“抗日战争”，还要拼命地突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这种历史意识的迷失和弱化不是太荒唐、太可悲了吗？ 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批评“亲和型”的某一部具体的影片，而是因为这类影片在一个时期内拍得太多太滥，以至形成了一种模式和倾向。作为一部具体的影片，即使是“亲和型”，也有一些处理得比较好的，而且，这一时期，除了“亲和型”的抗战片外，在表现抗战的题材上也不断地拓宽，发生了很大的演变。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直接描写中华民族蒙耻受辱的《屠城血证》和正面表现国民党军队参与抗日的《血战台儿庄》填补了“抗战”故事片的两大空白，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屠城血证》是五十年来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它以一组照片为线索，编织了若干悲惨的场面和一个壮烈的故事，说明“国弱必被欺，国破则家亡”这么一个永远不该被人忘记的历史教训。并试图说明：不能片面地认为，只有弘扬民族光彩的一面，才能促使民族的振兴，重温我们民族所经历的大灾难、大屈辱，同样可以寻找民族自尊，重铸民族之魂。编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胆识和气魄使这部影片获得了巨大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