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艺术家都被自己的艺术思想所累并役使，面对机遇的显与失，他们有的成为尽人皆知的人物，有的则徒怀悲壮，却横而不流。他们的艺术思想赋予他们顽强的品格，使他们在世俗的天壤之间摆置，而他们内心的辉煌则在天堂中汇合，共饮着精神谷粱酿制的美酒，受着人们的尊崇。所以，我们把有自己艺术思想的人称之为艺术家。 艺术家的艺术思想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种本质而产生的。一是个人天赋的秉性，它虽然可以解释为受客观环境的渗透影响而孕生天成的气质，但它的形成与另一种本质的形成不同，即人生过程中对客观世界积极地思考。前一种本质不是由人对客观世界的主动思考而获得的，它造就了人的性格、思维方式、情感类型等因素，并由它们载现，是先天的，是被动形成的，它不是一种活动。而后一种本质，就需要艺术家付出艰苦的劳动去认识客观世界，从而获得，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 谢飞在30年的艺术经历中形成了他的艺术思想，并通过其作品得到了完整的反映。他的艺术思想也是基于以上两种本质而建立的，它具有社会性和个人化两种特征，在谢飞的作品中经常流露，带有普遍性。这种艺术思想在作品中的普遍性反映可归纳为：理想主义，女性意蕴和悲剧意识三个大的方面。 理想主义 所谓理想主义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现实的美好模拟，是人类精神活动积极向上的促进观念，与现实世界之间形成超越和比照的关系。它使每个人对现实和未来表示慰藉和不满时，思想感情上的根据。 谢飞的理想主义在其所有的作品中都有所流露，这种流露创造了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它的颂扬意义。 《我们的田野》是谢飞1979年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时年谢飞37岁。与最新的影片《黑骏马》相比已是16年前的“旧作”了。 该片表现了以陈希南为主的五位城市知青在“文革”时下放北大荒的不幸经历，带着这种不幸留下的创伤，“文革”后他们将作新的选择。谢飞曾坦言那个时代是整个民族的灾难，然而谢飞在表现那场灾难后的中国社会时，却没有像德·西卡、维斯康蒂等人那样让废墟去诉说战后的意大利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谢飞的理想主义的高昂精神排斥了现实主义的沉重感。他选择了陈希南、肖弟弟、韩七月的坚定和执着来展现他的理想主义。可以说陈希南等不是那个时代最现实和普遍存在的人物典型；德·西卡们肯定会更有兴趣地去探讨吴凝玉和曲林这类软弱的、动摇的更具现实色彩的人物。因为他们更具社会性、复杂性、更具人性的表现力和社会批判价值。是理想主义确立了谢飞对陈希南的认定，确立了陈希南的英雄主义风范和榜样的地位，在那个时代，除了张志新那样的斗士，陈希南的人生已经很具理想主义的崇高感了。 “文革”后，是中国知青大返城的高潮，当时的许多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都是将返城知青重新就业作为他们新生活的起点来表现的。现实生活中那时最令人眼热的年轻人就是大学生。陈希南兼而有这两重身份，他怎样选择才能进入理想主义轨迹呢？一般说来，理想主义要超越现实生活。谢飞举着陈希南这面理想主义旗帜，又与轰轰烈烈的返城大潮走了个相反方面。在经历了“文革”和“文革”后这两个时代，陈希南的理想主义楷模终于被谢飞完成。 《我们的田野》原剧本共有93个场景，现实部分48场，回忆部分45场。现实部分中陈希南无疑是主要线索，他通过一连串告别式的拜访，形成了他重返北大荒的英雄主义精神与当时中国形形色色的精神的对比，当然陈希南是最崇高的。而“文革”部分的闪回，又是通过陈希南的视点进入的，在整个回忆中，陈希南并不是群像中的普通一位，而是大多数段落的中心，是其它角色调度、视线方向及现场轴线确立的依据，这并不是陈希南想通过回忆来突出自己，而是谢飞的理想主义使然。在回忆中，当几位知青共处一场或一镜中时，陈希南常常处于重要位置。例如，影片中有一场打狗的戏：曲林偷杀了老乡的狗来吃，被老乡们追到门口，知青们在屋里围着陈希南问怎么办。其实影片已经交待过曲林是个爱冲动、敢打敢拼的人，而且狗又是他打的，按理说他是最自然担身而出的人了。然而单身闯关的仍是一贯稳定的陈希南，他领袖般地呵退了大家的恐惧，台词是：“怕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不了认个错，赔他们钱。”而曲林却拉住他：“别去，这儿老乡野着呢，会打架的。”陈希南无所畏惧地：“打就打，咱们这么几个大小伙子，怕什么。”大伙随他出门。这无疑对陈希南的高大形象起到了很直接的展示作用。最终是陈希南拖着死狗走了出去，迎着愤怒的老乡们昂首而立，所有的知青分置于他的身后和两侧，突出了他的中心地位。我们从这场戏的几项元素的综合效果来看，谢飞是借用主人公的闪回视点，完成着个人的叙事。 对陈希南高大全形象的树立，是谢飞对当时青年楷模形象的理想描摹。他将他的理想主义人物推向其人格完美的地步，这表现了谢飞对当时中国社会和人民精神面貌进行思考后的极大认可和赞扬。 面对当时的评论和观众来信，我们可以超越时空去体会那个时期的理想主义精神及其魅力。而现在看来那种对理想主义的表现就有点太感性，太简单了。 六年后的《本命年》（1989年）对理想主义的再度重温，谢飞的阐示则超越了人们的一般认识，他以一个艺术家的魄力而非单纯电影导演的身份，将自己对理想主义的诠释建立在一个更高级的层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