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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郑伯奇译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1933年，晨报社出版 而社会理想与苏联相近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对苏维埃电影始终秉持积极开放态度，特别是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更是对苏联文艺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出版《苏联电影专辑》③，放映《生路》《金山》《夏伯阳》《母亲》《我们来自克隆斯达特》等影片，从不同层面介绍十月革命前后俄苏社会的冲突以及艺术家在电影领域的探索。这些影片内容独特、镜头新鲜，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革命性的启示。年青的夏衍还和郑伯奇联合翻译了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与《电影脚本论》，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系统介绍了苏联电影编导理论。 苏联蒙太奇学派营造隐喻意义的镜头手段也启发了中国创作者的灵感，被左翼导演用来表现阶级对立和社会苦难。譬如，《女性的呐喊》在工人抢饭吃的场面后插入一群小鸡啄米的镜头，比喻女工们的非人生活。《桃李劫》里的男主人公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广告，上面写着“本行拟聘请熟悉进口运输事务兼有工艺知识之职员一人……”镜头朝“一人”两字徐徐推近，接着从两字间跳出，转切到应聘现场，只见无数个应征者万头攒动。通过“一人”和“无数人”的并列，显示失业者众多的严酷现实。以后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影片更是大量使用隐喻象征，揭露和鞭挞现实。 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国际组织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接纳了列宁的工具论思想，其文艺纲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次提到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诞生的1942年，中国共产党尚处在艰难探索之中，领地不足一个省，所统辖的人口也不过区区150万。置身二战漩涡中的斯大林无法提供有力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但毛泽东依然把苏共作为中共的学习榜样。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就坚定地写道：“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⑤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倾情认同和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践，为50年代学习苏联的高潮埋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石。 高潮：1950年代 中国与苏联的蜜月期大约有十年，主要在“同志加兄弟”的1950年代。 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面对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大好局势，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样，没有苏联的援助，革命的成果也不可能巩固。中苏关系是亲密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接着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了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