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何谓全球史”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命题，但毋庸讳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史已是中外历史学科中发展最快的领域。诚然，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孕育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念，虽然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却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滞缓或阻碍全球史的理论与实践；全球史观与民族主义历史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也成为众多历史学家难以释怀的“心结”。①在不断反思、批判与对话的过程中，通过反复比较、交互与建构，全球史在理论建构与写作实践方面存在的某些局限性，以及民族主义甚或民粹主义历史范式原有的盲点和误区，有望在新的历史阐释或全球史叙事中被逐渐克服以至最终消解。 实际上，全球史与国族史在知识论和价值观等方面的裂隙，也并非不可逾越。随着全球史观的逐步确立，以及国际关系学、政治学、民族学、文化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等跨学科视野和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广泛运用，即便在冷战史研究领域，约翰·L·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约翰·福赛克(John Fousek)、高龙江(John W.Garver)、戴维·恩格曼(David C.Engerman)、马克·布拉德利(Mark P.Bradley)和琼·斯科特(Joan Scott)等海外学者，以及沈志华、王立新、时殷弘、陈兼、余伟民和夏亚峰等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②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冷战史新研究”或“冷战全球史”(“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更是获得长足进展。2010年和2013年分别出版的《剑桥冷战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与《牛津冷战手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便在梳理冷战国际史研究路径及其强调全球性互动、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基本特征之时，着重讨论了正在兴起的“冷战全球史”范式。显然，全球史视角拓展了冷战史研究的问题领域和史料来源，并通过更新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描摹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冷战历史图景，在全球史与国族史之间搭建了一个互通、协商与共享的平台。③ 为此，在冷战史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之间，以及在跨国构型、国族想象与跨国民族电影史的层面，进一步讨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电影，将为处理世界/全球电影史和国家/民族电影的关系问题带来某种值得期待的前景。④本文即在冷战史基础上，以冷战全球史与社会主义中国电影(20世纪50-70年代)的历史建构为主要观照对象，试图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反思全球电影史里的中国电影，并努力克服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历史观念的盲点和误区，建构一种全球电影史里的跨国民族电影。 一、全球电影史里的中国电影：欧美视域里的“非连续”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视域里的电影史书写，亦即全球电影史的理论与实践，在欧美各国的电影史研究中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非美国电影”或“非欧美电影”亦即亚、非、拉电影或“第三世界电影”，也正在日益显露其电影史的重要性。⑤其中，较具代表性并被翻译成中文的学术成果，主要有美国学者克里斯汀·汤普森(Kristin Thompson)与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合著的《世界电影史(第2版)》(Film History，2nd Edition，McGraw-Hill Education，1994，2003)⑥、英国学者杰弗里·诺维尔-史密斯(Geoffrey Nowell-Smith)主编的《牛津世界电影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World Cinem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⑦以及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戈梅里(Douglas Gormery)与荷兰学者克拉拉·帕福-奥维尔顿(Clara Pafort-Overduin)合著的《世界电影史(第2版)》(Movie History：A Survey，2nd Edition，Routledge，1991，2011)⑧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牛津世界电影史》仍以“世界”(World)一词表明电影史所涉的“世界”或“全球”范围之外，其他两部“世界”电影史著述，均在书名中直接省略了World或Global。 早在美国学者罗伯特·C·艾伦(Robert C.Allen)和道格拉斯·戈梅里合著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Film 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McGraw-Hill，1985)一书里，便讨论过在英语世界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之所以倾向于以美国电影为主要线索和内容取代世界或全球电影史的原因和动机。作者指出，尽管好莱坞霸权或“好莱坞风格”会被一些学者称为“文化帝国主义”，但也不得不承认，要想获得电影史“全部”事实的工作，其实都是“徒劳无益”的；另外，电影史虽然是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开放的系统，但基于好莱坞电影在工业、美学和文化等方面的主导地位，任何电影史研究都会不可避免地侧重于美国电影。⑨这样的理解和认知，虽然是一种立足于电影知识生产与传媒经济力量的权宜之计，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全球电影史观念及其写作实践中的欧美中心倾向找到了“开脱”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