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票房过亿的西方引进片中有14部是科幻类型，或是有着强烈科幻因素的片子。①这些科幻片以未来世界为想象空间，为奇观化的视觉场景提供了叙述上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得以与资本完美结合，深入中国观众的日常娱乐，同时也深入中国市场。如果剥离大片畅销背后的消费逻辑，细致地反观西方科幻小说和电影中既有的中国想象，可以发现其中的变化和复杂性。这些中国想象不仅包括了人物形象、城市形象这样的直观影像，也包含着重要的世界观设定中的中国元素，甚至包含了中国式的审美意蕴及伦理道德。 一、历史深处的缺席 科幻小说滥觞于科学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1818年玛丽·雪莱发表的《弗兰肯斯坦》是后世公认的第一部科幻小说。之后法国的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和英国的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是科幻小说的奠基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科幻小说重心逐渐移向美国，在这里，科幻成为通俗文学的重要类别。20世纪20至50年代，世界科幻小说创作数量猛增，进入了坎贝尔主导的“黄金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浪潮科学小说(new science fiction)崛起。这一运动深受战后冷战的影响，也是科幻小说自觉地进行文学探索的开始。这一时期的世界文学有两个明显转向，一是由乐观亢进的基调转向战后对人性的悲观失望，对未来的无所适从，犹如面对“荒原”一般负面色彩浓重；另一个转向是随着弗洛伊德心理学派兴起，作家由关注外部世界转向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形成意识流等流派。新浪潮科幻小说发源于英国，以《新世界》杂志为阵地。不同于为适应美国市场而创作的大量英雄主义科幻小说，它将现代文学、哲学思潮融入科幻创作中，纳入文学创作中方兴未艾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创作手法，改变了坎贝尔时代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的传统，在主题思想上也更加具有批判性，注重反思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消极作用。20世纪70年代后期，“赛博朋克”(cyberpunk)作为具有革命性的科幻类别出现在美国，其核心是通过对数字化的虚拟空间的想象，描绘被信息技术改变的世界，这类作家笔下的世界，一面是人工智能与人体科技极其发达，一面是延续对现代性和工业化的负面渲染：将现代文明置于贫富差距巨大、环境恶劣、深度腐败等极端条件之下，反乌托邦和悲观主义的倾向流露其间。之后“蒸汽朋克”作为其分支得以发展，但更加偏重于对蒸汽时代作为一种怀旧的美学的表现，而淡化了批判色彩。值得注意的是，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始终呈现着并行发展的样态，毕竟基于科学的幻想，仅通过文字表现是远远不够的，影像化是将这些想象世界视觉化的必要方式。许多经典科幻电影本身也是由科幻小说改编而来的，如被认定为第一部科幻电影也是第一部特效电影的《月球旅行记》(1902年)、库布里克改编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1968年)、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1971年)等，都是科幻电影史甚至整个电影史中里程碑式的作品。本文的讨论既包括科幻小说，也包括科幻电影、电视作品。尤其在21世纪，由于电影技术的不断突破，科幻电影也在不断丰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构成本文探讨的前提。 在简单回溯21世纪之前的科幻作品时，可以发现其中对中国的想象是较为匮乏的。首先的原因就是西方科幻创作者的中国经验相对较少，科幻作家往往倾向于基于前端科技的创新及自己身处的西方社会进行想象。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民族独立与被动现代化的动荡不安的历史进程，中国的国际地位虽然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成为西方科幻作品想象中的背景还是较为困难的。由于20世纪的漫长历史具有其内在的复杂性，本文借由上述的科幻小说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的代表作家，分析中国想象缺席的原因。 新浪潮时期的领军人物是英国作家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他创作了《沉没的世界》(1962年)、《燃烧的世界》(1964年)和《结晶的世界》(1966年)，合称为灾难三部曲。他作品中弥漫着对人类社会的失望和对身处不幸中的普通人的描绘。巴拉德恰恰是一位具有中国经验的作家，他于1930年生于中国上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被关进位于苏州的战俘营，战争给他带来的创伤无疑奠定了他的科幻作品中沉重阴郁的母题。他将与父母走失并流落中国战俘营而成为难民的经历写成了小说《太阳帝国》，他在处理自己的中国经历时使用的是纪实性的描写，未加入任何科幻的想象。科幻在描写现实上产生的超现实和娱乐性的功能显然是巴拉德处理创伤记忆时不需要的，即使他有一个具有中国经验的童年，也不会选取科幻题材。此外，从《太阳帝国》还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中国的英国人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与贫穷战乱中的真实的中国往往还有一定的距离，要不是他与父母走失，可能他的中国经验永远停留在汽车玻璃后那匆忙慌乱的一瞥。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说中，对世界大战的反思是隐形的主题，科幻开始纳入黑色幽默等风格，以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为代表，其创作表现的是残酷的战争中人性的脆弱和荒诞，但他们无暇顾及中国问题，因为黑色幽默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是对西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例如战争)进行反思，而这时的中国现代化才刚刚起步，并且借助的是苏联经验，也就不会出现在西方科幻的视野中。其后，漫长的冷战历史使得作家更多地在科幻中融入政治想象或政治讽刺，其中出现的反乌托邦小说就是科幻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独特样式，而厄休拉·勒瑰恩写于1974年的《一无所有》则是对冷战不加掩饰的寓言，其故事发生地由3个国家组成：发达资本主义的伊奥国、高度集权的舍国及贫穷落后、经常因以上两国操纵而发生内战的本比利，这无疑分别影射着美国、苏联及第三世界。由《一无所有》的设定也可以看出中国在20世纪西方科幻作品中缺席的原因，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在《一无所有》这样对人类社会进行深刻思考的作品中，虚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始终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因此，20世纪西方科幻作品中更多地折射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劳工矛盾，以及美国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