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是20世纪60年代由日本学者竹内好首创(“作为方法的亚洲”)，由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发展，进而经由孙歌(“作为方法的日本”)、陈光兴(“亚洲作为方法”)引入中国，并一度在以“东亚”这一特定的区域文化研究领域中引起广泛讨论的一种“批判性东亚话语”。因其与特定区域进行的怪异搭配，“作为方法”也成为许多学者争相使用和仿效的学术表达形式，从“中国作为方法”“上海作为方法”再到超出“区域”概念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以孤儿作为方法”“作为方法的母语理论”“‘丝绸之路’作为方法”“鲁迅作为方法”等等，层出不穷。不过，在上述众多的“作为方法”话语中，真正对作为方法的“作为方法”进行认真清理和严格界定的却并不多见，有的甚至只是学术时髦式的在标题中点缀一下而已。因此，对作为方法的“作为方法”进行重新梳理和正本清源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作为方法”作为“批判性东亚话语”的生成 1978年，萨义德的《东方学》出版标志着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兴起。作为一名出生于耶路撒冷的家境富有的阿拉伯基督教家庭且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并成功进入西方主流学界的学者，萨义德认为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世界是缺乏真实依据的完全凭空想象出来的产物，西方的东方学背后包含着殖民主义动机、帝国主义霸权以及西方学术模式，对东方往往采取“恐惧”“仇外”和“艳羡”“媚外”的方式进行刻板印象式的处理。但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主要是在西学范围内的知识生产：首先，它是建立在西学体系之内的反思性力量，并不承担确立巴勒斯坦本土的文化主体性和学术话语权的责任，而东亚各国都有着绵延未断的文化传统，文化主体性的追求是其内在的动力。其次，萨义德所面对的巴勒斯坦问题不仅仅是殖民主义的统治问题，还包括更早时期先后被罗马帝国征服、被阿拉伯人接管、沦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以及沦为英国殖民地和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巴以冲突问题。宗教、文化、政治、军事以及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感的综合因素。因而，萨义德关注的“中东”的“东方学”与身在“远东”的东亚、中国存在巨大差异，不可简单套用“东方主义”的思路来处理西方与中国、与东亚的问题。最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深受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和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认为东方学“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①。但在东亚范围内，文化传统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 与之相比，发端于日本并在中国获得发展的“作为方法”则是立足于“东亚”这一特定区域的文化政治现实生长出来的学术思想。与“巴勒斯坦问题”相比，“东亚”有其问题的诸多特殊性：首先，“东亚”无法被简化为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被西方殖民的“东方”。以在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诸国中，日本因其明治维新之后“脱亚入欧”的发展而成为身在东方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因其在20世纪的侵略战争，使得在东亚内部存在着“中日”“韩日”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战败国被迫接受了美国驻军的占领，因此，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处于对于中韩而言的“侵略者”和相对于美国而言的“被占领者”的双重身份。同样，中国和韩国内部也面临着处于一种文化政治上的被撕裂状态：对于中国而言，虽然香港和澳门已回归祖国，但对台湾的统一还未实现；尽管朝鲜与韩国终于在2018年跨越了三八线，但离真正的半岛统一还相距甚远。所有这些对于东亚各国而言的文化认同、政治意识以及学术立场等各方面都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其次，不同于萨义德主要在西学语境中展开其东方主义的思考，中日学者“作为方法”的理论展开是立足于“东亚”各民族国家的本土语境而展开的。也就是说，“作为方法”的理论是一种着眼于“东亚”这一特定区域的文化政治现实而发展出来的本土文化理论。第三，无论是竹内好，还是沟口雄三，他们都是日本的左翼中国研究学者。他们都是以文化自省和同情中国的姿态来开展其学术研究的，因而都具有一种超越性视角。即如沟口雄三所说的，竹内好代表的是一种“作为‘态度’的中国研究”②。同样，作为“被研究对象”的中国学者也出于对西方后殖民主义的警惕和对中国自身文化现实的深切体察，希望通过历史化、具体化和在地化的方法，调整自身的研究姿态。如陈光兴将中国台湾置于后殖民研究、全球化论述和亚洲的亚洲研究三重学术语境之中，意识到后殖民文化研究因其“一直偏执地对所谓的西方进行批判，于是也就被批判的对象所制约”从而走入了死胡同。因此，“经由将认同对象的多元移转，以及建立起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另类参考架构”，才能“消解妒恨政治”“超脱各种形式认同政治的限制”。③ 不难发现，“作为方法”正是在立足于东亚文化政治现实，引入全球化语境，摆脱基于想象中的“东西”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和“区域特殊性”而形成的一种“批判性东亚话语”。 竹内好的“作为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