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电视剧在题材选择上遵循通俗文学的规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取材于实实在在的、与大众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特别在细节方面，更是异乎寻常地翔实；其二，注重表现手法的平民性，努力使现代神话与普通观众的情感世界相沟通。归纳起来，就是传奇题材生活化，历史题材言情化，政治题材世俗化。 关键词 电视剧 题材 通俗化 本世纪40年代，当电视剧的前身——广播连续剧在美国以强劲的魅力吸引着家庭主妇时，它的题材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家庭生活、法庭内外、婚姻周折、社会犯罪、商场风波、医疗事故。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到80年代中期，大量的电视连续剧的制片人所感兴趣的仍是有关儿童、婚姻、旅游、探险、性爱、金融、犯罪等方面的故事。这有力地说明，电视剧在题材方面有其擅长，也有其无为的领域。作为伸进每一个家庭内部、介入每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的媒介，电视所传播的内容必须稳妥、平和，符合人们的日常心理节奏，符合社会当中最中庸的价值观念。所以，电视剧所提供的故事首先要符合“安全”这一心理要求，真正的灵魂冒险的内容将被排斥在外。“雪夜读禁书”的快感，永远只能是作为个体的文化人的独自享受。人们在家庭欣赏电视剧，最容易满足的便是将日常的生活琐事以超然的态度再行咀嚼一遍，或者来一点对未知世界的探求，或在平淡庸常的生活中添加一点刺激性（千万不能过分）佐料，使平时积累的心理能量找到一个释放的机会。“观众的兴趣就在于脱离开手边的实在而同远离自身的事物打交道，以获得超实在的虚幻与陌生感。”[①]观众的这种心理又反过来刺激电视剧制作商制造更加大量的同类产品，来满足大众的消费欲望。消费刺激生产，观众制造电视艺术。在受众的制约下，电视剧形成了自己的特性，而这特性的重要方面，便是对题材的特殊要求。 现代的电视剧创作，早已成为一种社会性生产活动，没有广告商和赞助商的参与，就没有电视剧艺术。而这些人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对电视剧有着更加严苛的要求。自己的产品的消费者是哪一部分人群，这一人群对电视剧的欣赏趣味究竟如何，是他们随时关注的问题。一旦判断错误，就无法收到应有的经济效益。因而，广告商和赞助商也在时刻制约着电视剧的取材。有多少在小说创作领域成名的作家，当他们聚集到电视制片人的麾下，用他们那曾经指点江山、剔抉发微的文笔为大众调制精神晚餐时，却由于不了解真正的市民趣味，不了解电视剧的题材定位，纷纷败北。 有一个似乎是难于索解的问题：当电视屏幕把一个封建社会的小媳妇的现代翻版——刘慧芳推到20世纪90年代的观众面前时，她竟受到了几乎是一边倒的欢迎与称赞。甚至当好事者在某个电视联欢晚会上的小品中让刘慧芳再次登场，并将观众来信中的“让王沪生出门叫汽车撞死，得急病暴死”等诅咒公之于众时，竟然赢来了转播现场的一片叫好声。当《戏说乾隆》、《包青天》等毫无历史真实、也基本上不讲究艺术手法的港台电视连续剧在大陆各级电视台播放时，也吸引了大批的观众。若将它们的播出总时数和收视率加起来，将是一个令人嫉妒的数字。 其实，问题并不难解答。人们同情刘慧芳，就是因为她的行为乃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肯定，这在普通的市民大众那里，恰恰是值得表彰的行为。再者，作者为刘慧芳安排了两个道德上的对立面，在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中，人们只能将自己的同情施向正面的一方，失去了评判和选择的自由。第三，当世风日下之时，人们特别需要一个符合历来“妇道”规范、从而有利于稳定家庭、稳定社会的弱小女子来寄托自己的道德感。大量的港台武侠题材连续剧之所以风靡一时，是因为内中大都有一个无所不能、所向披靡的英雄，他除暴安良，有荡涤乾坤的力量，这对于弥补现代人由科层制和自动化所带来的心理缺陷、释放日常生活中由于不断的自我压抑而形成的郁积，均有明显的疗效。不同于神话中的英雄形象，电视剧中的英雄往往具备正常的七情六欲，是个可以亲近的人物，他的世俗性增加了普通观众对其命运的关注。 于是，我们找到了电视剧的题材定位。 在当代社会中，艺术文化日益向两极发展，一极为精英文化，它继承了传统文人对于普遍价值和终极关怀以及抽象人性的探索，对以享乐为特征的现代文化持激进的拒斥和批判态度，对现实生活中的日常性、实利性和庸俗感极度地失望。这类艺术文化往往突破感性的层次，以理性的追求为使命。另一极为大众通俗艺术，它的特征是“创造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现实生活的虚幻世界”，[②]以感性的直接满足为宗旨。这类艺术远离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心，并不企图挖掘现实生活的本质方面，它们将家族兴衰、男女情爱、警察与惯匪的斗智斗勇、盖世英雄身手不凡等等俗套放进精美的包装，在这“机械复制的时代”一轮接一轮地填充大众的无梦之夜。 如果说，史诗使人对遥远岁月的烽烟和强悍的精神产生遐想，长篇小说便使人怀念绿茵上浓浓的树荫和壁炉内熊熊的火焰。而电视剧则属于现代社会中高楼内玻璃窗里的人生。虽然它也有“剧”之名，但对它的观赏过程早已失去了观赏舞台剧时的社交性和仪式感。它似乎是最民主的艺术，观众可以手拿遥控器随意选择节目，甚至这种选择本身也成为最有个性的“剪辑”；同时它也是最廉价的艺术消费，廉价到几乎等于免费；它更以殷勤的态度伺候左右，每天为你调制十几份甚至几十份菜单，那么多的搭配，总有一个频道适合于您。当你自以为在用自己的趣味制造着电视剧的时候，电视也以自己的固有趣味改造着甚至塑造着你。 电视剧题材的通俗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无论情节如何富于戏剧性，电视剧往往取材于实实在在的、与大众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特别在细节方面，更是异乎寻常地翔实。检视近年来产生轰动效应的电视剧如《外来妹》、《过把瘾》、《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情满珠江》、《凤凰琴》等等，无不从市民大众或其他人群的普通生活入手，选取那些可亲可近的人物演绎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在古典艺术传统中，主要人物和英雄形象往往是那些具有非凡力量的人，他们既有强悍的体魄，也有深邃的思想，仿佛天生就肩负着引导芸芸众生走向光明的使命，普通的读者与观众对这些闪耀着崇高、神秘、庄严、圣洁光芒的英雄只能取仰视的态度。但在电视剧中，人物的行动不再具有神性和殉道的动机，一切行为都合乎实用理性，都可以在日常生活的逻辑中得到最后的解释。刘慧芳的精神力量就是要顶住一切压力养育小芳；《皇城根》里牵动所有角色的是能为人带来财富和声誉的金家的祖传秘方；《外来妹》和《情满珠江》的叙事核心乃是普通人如何凭借诚实和忍耐而获得幸福的生活。更能说明人物的非神性动机的大概还算是《凤凰琴》。在以往的类似题材中，教师的形象代表着社会价值观最稳定的那一部分，他们以天使般的心灵和老黄牛般的诚实传道授业，人格上无可挑剔。但在《凤凰琴》中，教师们以平视的角度向我们走来，于是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一切人性的东西。这些大山深处的民办教师们，动机渺小却能得到理解，行为委琐却能获得同情。电视艺术家们就是这样，以令人感到亲切的方式编织现代神话，让观众在最轻松自如的状态中接受世俗英雄的模式。这些电视剧“从不同侧面为观众提供着排遣自身情感、道德观的价值取向，克服困惑的虚幻参照项”[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