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浩是70年代末期崛起的香港新浪潮电影导演中颇有建树的人物之一。自1978年开始执导电影以来，其作品虽仅10部，但皆是以探讨人性为重点，并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取得了较好的结合。特别是自1984年的《似水流年》之后，由于他对生活本身的认识更加深厚，导演手法更加娴熟，因而在港、台的金像奖和金马奖评选中连创佳绩。1994年，他的新作《天国逆子》，更在第十七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这是香港影片首次在国际影展中获得重要奖项。 他的事业从电视剧开始 严浩1952年生于香港，父亲是香港著名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严庆树先生（笔名唐人）。在他的生活和艺术创作道路上，父亲曾起着决定性影响。唐老先生生前那种认真收集和使用资料的科学态度，以及终日伏案写作耕耘不辍的苦干精神，不但使严浩自幼就对文学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也使他在遇到各种挫折时能一直坚持不懈。父亲的逝世更促使他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似水流年》这部多层次命题的杰作。严浩在中学时代就经常参加写作，博览古今中外名著，对音乐也颇有兴趣，各种乐器都玩得不错。中学毕业后，本想进入外国的音乐学院深造，只因未学过钢琴而未被录取。想谋求工作，又因曾参加过学运而无人肯录用。历经一番周折后，根本不善管理财会工作的严浩，终在一家银行找到一份出纳工作。在困惑、苦闷之余唯有以投稿报刊来加以排遣。1973年是他生活中的转折点，这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竟以一篇对外国影片的评论、一个电影故事，由同事与妹妹做主角拍成的剧照并改编一首民歌为其配乐而凑成的分镜头剧本，被伦敦电影学院录取。天资加勤奋，使他在学习过程中经常受到教授们的赞扬，只是由于家境困难未能读完全部课程，于1975年提前返回香港，先是在佳视任摄影师，后又转入无线电视编剧组，并由此开始了他的影视生涯。 严浩到无线电视编剧组后很快即升为编导。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曾编导多部收视率极高的电视片集。这些节目的内容虽不尽相同，但都具有社会意识，并在平实中有批判的特色。他的第一部电视剧作是1976—1977年摄制的《北斗星》第二集，描写一个刚踏入青春期的少年，为显示自己的成熟以大男子主义态度看待女友，最终走向毁灭的故事。全剧风格活泼，部分片段更具狂想式喜剧色彩。1977年，他与舒琪合作编写并导演了《CID》（警匪片集），其中《冤狱》一剧曾于当年在纽约举行的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荣获铜牌奖。同年，他还导演了由舒琪编剧涉及香港学运和社会运动的尖锐题材《年轻人：1977》。此期间他的作品还有《年轻人：艺术人生》、《奇趣录》等。他最善于以朴实的手法来说故事，因而他的作品风格纯朴温厚，节奏沉稳自如。 新浪潮电影的一名闯将 在70年代末期，香港电影界涌现出许多年轻的导演，其中有的曾在欧美或本地受过正规的电影教育，大部分则是在多年的电视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而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对电影艺术的执著追求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到1979年，这股新生力量开始汇集成为潮流，在高度商业化的生产制度下，相继拍出不少与传统影片截然不同的充满时代气息的影片。这些作品风格各异。在内容、叙事方法和摄影技巧等方面都把港片提高到另一层次，并对台湾新电影的诞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因此，人们将这些新的电影作品及其导演，称为“新浪潮电影”和“新锐导演”。 严浩于1978年离开电视台踏入影圈。当年，他为缤缤电影公司自编自导的第一部影片《茄哩啡》，是香港第一部“新浪潮电影”。这部描写现实社会小人物艰难处境的悲喜剧影片，是借一个临时演员的生活遭遇反映出电影生涯的辛酸，拍得相当温馨感人，对人物间的感情处理也清新可喜，因而获得很大成功。从此，他便被列入“新锐导演”的行列，并逐渐成为一名坚持不懈的闯将。1979年，他的第二部作品是舒琪首次编写的电影剧本《夜年》。这是一部写实的暴力电影，描述了几名纵情恣欲、性格冲动的年轻人在一个晚上因打架斗殴杀了人而导致悲惨的结局，意在让社会了解和正视这些不良青年所受到的苦闷和压抑、以及充满矛盾和挣扎的心态，并给予更多的关注。此片故事完整，结构严谨，服装设计新颖，一些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更十分逼真。影片开始于日落，结局却在黎明，表现无论发生了什么事，社会、时间和生命的齿轮依然运转不息。只因出于商业考虑，影片充满暴力，节奏快速，爆炸性强烈，一些情节更显得噱头化。此片与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1979）和谭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被称为香港“新浪潮电影”中描写失落愤怒年青一代的三部曲，它们都充满着愤愤不平的暴力发泄及虚无宿命的消极情绪。尽管此片在香港曾轰动一时，并成为第1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主要讨论作品，但这种狂暴激烈类型的影片与严浩在电视作品中所建立起来的个人风格已大相径庭。1980年，严浩又导演了一部讽刺喜剧片《公子娇》，主要描写水上青年阿娇和水上少女带水之间的婚事，内容曲折变化，阳错阴差，趣事丛生。此片上映后十分卖座并被誉为“1981年最具代表性的喜剧”。 但是，严浩本人对自己在商业洪流中所拍摄的这三部电影作品并不满意，认为这“都是在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票房价值ABC’的引导下，再生硬地加上一些随意性而来的、模糊和朦胧不成型的‘个人风格’堆砌而成的”。他这种估计，虽有些过于自谦，但也说明他不愿意再随波逐流继续妥协下去了。正因为他感到迷失和举棋不定，加之父亲的去世，在拍完这三部影片后，自己便开始沉思和总结，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许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