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所谓的电影流派的构成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被构成——按照新闻效应或理论发现的需要被命名和宣传。其实，某个群体之被称为流派和浪潮，与其说是建立在导演们的观念兴趣、风格习惯或题材倾向趋同的基础上，不如说是由他们同此前的某种艺术传统或创作稳态的“同仇敌忾”而来，例如：没有对粉饰太平的“白色电话电影”一致的反拨，便不会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诞生；同样，法国“电影手册”编辑部的同仁们也多半是因着对战后的“优质电影”的不满才聚集在新浪潮的大旗下的。当然，除了共同的镖靶，还有经历、年龄的类似、社会观和意识形态的相投及对新的制片方式的认同等因素在起作用。但无论如何，它们仍然不能有效地规范群体呈现出一致的创作形态，被评论家们归纳的“流派特征”并不能掩盖流派内的个人色彩。维斯康蒂和德·西卡的气质如此不同，戈达尔和雷乃的秉赋那般的相异，以致对他们的关注不能不更多的是作为对个人的研究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流派的代表，在理论家的操作中他们总是屡屡地从“代表人物”的角色转换为个体的角色。 以这样的观点看待“第五代”的导演们，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这十年来对他们的评论实在太多地偏向了共性的方面而漠视了他们之间的差别。 我想说一个可能有欠严谨的观点，即在电影史上往往有“三个火枪手”的现象——如大仲马的小说所示的“3+1”（这里的“3”也可以是“4”、“5”……）格局。这“1”（在大仲马小说中是达达尼昂）既是群体的一分子，又是群体中的突出者，比起群体中的其他人，他的个性更为独特，与他们的区别更为鲜明。面对电影史上的大家们，我深感无力判断他们中谁是“达达尼昂”，但回眸我们自己的“第五代”群体，思维的搜索却没有太多的犹豫和停顿，直觉和理性一齐指向了一个目标…… 说黄建新在“第五代”中是最独特的，最充分的理由是他对都市／都市人的长期的执着的关注。迄今为止，他的七部作品除了《五魁》之外，六部都是关于当代都市中人的生态和心态的。而《五魁》的拍摄除了证明作者还具备别一种才情，闪烁了他和“第五代”其他人在题材上的呼应之外，其孤立状态反倒是更映衬了他的都市视野的一以贯之。 有评论者认为黄建新创作的这种特征同他的经历有关（没有如陈凯歌那样上山下乡过），这自然不错，但更主要的正如黄建新自己近年来强调的是“对问题的思考角度不一样”所致。 在黄建新看来，文化的根是在“现在”——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身上，它并不玄乎，也不神秘，而活生生地体现在人的行为和心理上。 我不得而知在他的处女作《黑炮事件》拍摄之前他是否已有这样的认识。须知《黑炮事件》的诞生仅比《黄土地》晚一年而已，且早于《红高粱》，夹在了“第五代”的两部经典之作之间，其时向历史向传统向黄土高原“寻根”的热正方兴未艾，中国“西部电影”的旗号正树立不久。黄建新以另一种出身背景（并非电影学院82届的毕业生）加入到“第五代”的行列中，以与黄土题材大相径庭的都市电影亮相，而其文化探讨的深度竟毫不见弱。这在人们回顾那段历史时是不能不给予特别注意的。事实上，其时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这一点，韩小磊先生在谈及《黑炮事件》时便指出“探索民族文化心理，是否只有到古代到边远地区？《黑炮事件》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黄建新当时有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也许是受时尚（或曰浓厚的理论空气）的影响，身为导演的黄建新曾十分熟练地运用理论术语发表过不少导演阐述或总结。但是，这些相当精采的论说其历史文献的价值却远远不及他用摄影机在银幕上的任何叙写。和“第五代”其他人不同，从一开始黄建新便排斥了创造神话或寓言，自觉地充当了一名当代都市生活的目击者和书记员。都市，只有都市才最集中地体现了时代的方向，凝聚了时代和社会的各种冲撞，黄建新选择了都市，也就走上了一条不能自已的充满使命感的创作之路。 都市在黄建新那里远不单是一个题材的偏好，而是一种文化视野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三而一的，除却当代、都市外，还有一个普通人。用黄建新自己的话来说他比较习惯于“从小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和人的社会环境的矛盾中去发现一些问题”，习惯于“在平和之中去找人们身上那种社会赋予他的各种行为动因和心灵的矛盾，由此来发现一些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他宣布，“我要从文化角度去看，今天，大家都在想什么，做什么，出了什么毛病”。这种宣言尤其体现在九十年代初他的三部曲中。问题是写“小人物”（或曰普通人）早在黄建新的处女作诞生之前便盛行（以介绍前苏联电影的机会提出又在第四代导演的作品中得到实践），那么，黄建新的“小人物”观究竟与众不同在哪里呢？ 很显然，黄建新写“小人物”并不含有同“大人物”对抗之意，而是因为“小人物”更具“日常性”，他们的生活“更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根基”，“小人物”成为文化剖析和社会剖析的一种视角。由这种写作动机出发，黄建新不打算无条件地对“小人物”给予单纯的同情和讴歌（如当年好莱坞的弗兰克·卡普拉以“畸人喜剧”助“小人物”从道义上战胜“大人物”或是新现实主义的作家们以“小人物”的美好心灵来反衬权势者的卑劣）。黄建新宁愿让他的角色们处于“尴尬”的境地，或者如评论者说的“现代都市人心灵的潜层风景”，这风景既清晰又朦胧。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每个人包括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都不可避免地要被震动和裹挟，这里不可能有逃遁者。正是从这些凡人小事中黄建新看出了历史动态进程中的个人命运，又从这一个个个别的命运中体现了社会和历史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