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特定视镜中，进入90年代的中国电影，几乎已成为今天中国文化的某种特殊叙述形式。通过电影的视觉呈现，文化自身的经验不断转化为观众／大众的经验活动。于是，有关90年代中国电影的一切批评话语，在根本上，都可以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经验历史中找到自己的学理对象，并因此成为别一种样式的文化批评过程。 文化的经验：“保守”与“激进”的转换 当历史以其威仪赫赫的“上帝”之手，将80年代的辉煌与创痛一并从我们的现实视野中沉重地撕碎之际，所有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引进一个全新的生存之境、一个前所未有的温和平静却又包孕强烈变异的文化历史之中。当代中国文化进程在80年代末所发生的突然断裂，以最快速度构造了一段戏剧般的换幕经验；曾经经历了太多文化磨难和心路曲折的中国人，在一个年代行将过去的最后一刻，突然被抛入一个陌生而又必须熟悉的文化之境：这是一个把激情的文化幻想、理想的价值冲突变得如此陌生而遥远的现实空间，一个将热烈的冲动与崇高的价值准则加以“悬搁”而使精神目标简化为物质“渴望”的时代。 于是，轰轰烈烈的文化理想、沸腾喧闹的激情实践，在不可重返的历史中，终于成为一个永恒的心灵记忆。对此，与其说它是纪年性的，不如说是价值／精神裂变性质的。它宣告了80年代激进理想与实践的终结性失败，它在文化建构的当代意义上，第一次大面积产生了中国人对于“保守主义”文化意识／理想的价值觉悟，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保守”姿态的经验方向。 也许，在这一价值／精神的裂变表象中，我们有理由描述其经济的意义：90年代迅猛如潮、气势汹涌的“市场经济”实践，在两个并不彻底的层面上，首次完成了90年代中国文化“保守”经验的生成过程——其一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文化期待而非行为实践，初步形成中国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结构调整；“以经济为中心”作为社会／政治象征，确立了90年代中国文化利益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经济活动的巨大现实功利效果和实用性，在其无可怀疑的力量中，孕育出90年代中国文化之于纯粹政治热情与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的抑制因素。其二是“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加速，既造成了充满诱惑的巨大物质前景，又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物质消费／享受冲动；尤其是，这种物质消费／享受冲动的“当下性”，具有某种与大众日常欲望、日常实践直接同一的本质，可以直接“诗意”地满足大众自身的生存本能，因此，经济活动与大众物质消费／享受的内在联系，在肯定经济利益的功利追求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90年代中国文化建构中的大众意识，充分肯定了大众利益的价值实践之于意识形态活动的渗透。 不过，作为现实文化经验，“保守主义”文化意识／理想的价值实践，仅以经济学眼光来加以描述还只是表象式的。事实是，在80年代末中国文化的经验性裂变中，“保守主义”文化意识／理想的崛起与“激进主义”的隐退，其中更深刻暴露的，乃是一种文化价值理想的对立与转换：以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为直接表现的“激进主义”，在根本上，是整个80年代、乃至近四十多年中国文化“政治／道德一体化”意识形态体制的极端表现形式。尽管80年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一次次试图撞开紧闭着的传统意识形态大门，然而，由于这种理想开然而直接地执着于“政治／道德”秩序本身的运作方式，因此，其内部依然暴露出某种绝对政治权力意志和强烈的“道德中心”追求，即先在地强调一种不妥协的绝对性，这就必然暗含着当与强大的传统意识形态体制发生强烈冲突之时的悲剧性结局的可能，而事实正是如此。正是在这种激进的文化精神理想的失败中，文化意识／理想层面上的“保守主义”应运而生，成为面临精神／价值裂变缝隙的中国人绝境逢生的实践选择。换句话说，在文化价值理想层面，90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文化意识／理想的高歌猛进，不啻是对“激进主义”的沉重扭变——在一定意义上，它也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经验转换的必然性，是中国文化进入90年代以后对于自身历史的一次沉痛反省和超越。从中，我们已然读解出它特有的批判与嘲讽：（A）对于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政治／道德”热情所塑造的“英雄”的批判与嘲讽。疏远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对抗实践、回避主流文化领域的是非曲折、消解政治／道德秩序的庄严性与绝对性，已明显成为90年代中国文化进程以“保守”姿态建构并完成自身的意识前提。而这一前提的产生及其具体认识，则无疑是对80年代所建构的虚幻性文化的一种极端的反拨。（B）对于“对抗性”文化实践的批判与嘲讽。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在一片激进文化语境中把自己置放在主流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这不仅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直接冲突，而且时时激化着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而90年代“保守主义”文化实践却在回避“政治／道德”实践的新的文化自觉中，不断消解了人文知识分子固有的政治批判企图，逐渐淡化着激进文化意识与传统意识形态间的相互对峙。“对抗性”文化实践的衰落，成了90年代中国文化经验的一种特殊象征。（C）对于“崇高性”叙事的批判与嘲讽。80年代激进文化意识的自我膨胀，根本上贯彻了一种“崇高性”话语的自我叙事努力；在这一叙事中，知识分子文化价值理想仿佛获得了一种绝对“崇高”的地位，仿佛产生出某种自我体验的合法性。可是，当一切有关绝对价值／理想／观念的“激进”实践最终破灭的时候，其“崇高”性话语的叙事努力便变得十分可疑。因而，90年代中国文化进程以“保守”姿态“闪亮登场”之际，其实也就从叙事方式上调侃了这种“崇高性”的存在。在文化实践及其利益的“当下”层面，“政治／道德”绝对性的消失、严肃理性的永恒价值之于大众现实梦想的虚弱乏力，使得80年代的各种“崇高性”叙事全面丧失了其在90年代继续行使文化权力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