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00(2019)02-0052-12 自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而制造业借助新技术实现转型升级离不开人的因素，需要造就一支宏大的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产业工人队伍。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以网络信息、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不仅推动产业变革，也对产业工人的技能结构及技能提升提出了新要求。为此，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梳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工人培养模式及技术技能开发体系，总结其成功经验与教训，为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的技能开发及终身学习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核心概念 1.产业工人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产业工人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改变。传统观点认为产业工人是指在工业革命以后，分布于现代工厂、矿山、交通运输等企业中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以工资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工人[1]。李玉赋在《新的使命和担当——〈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解读》一书中将产业工人定义为在第一产业的农场、林场，第二产业的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电力、热气、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中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以工资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工人[2]。马克思则从阶级构成角度出发，认为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是最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性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综合不同学者观点，新时期产业工人至少具有以下三点特征：一是产业工人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中的主力和骨干；二是产业工人是从事集体生产劳动的群体；三是产业工人是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人群体。 2.技能形成体系 技能形成体系是源自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学术概念，是指国家协调社会各职能部门、各利益群体，以社会合作的方式培育社会经济发展所需技能的制度系统。该系统服务于一个群体的技能获取、提升与使用的需求，属于一种社会行为而非个体行为，涉及多方主体利益间的平衡与博弈，需要从国家层面设计一整套有利于技能传递与形成的制度体系，以协调政府、教育与培训机构、企业以及产业工人等相关主体间的微妙经济利益关系。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术语，它既与传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内涵有共通之处，又彰显其自身的独特性——强调国家各部门以集体方式培养一种国家与集体层面的技能[3]。 二、研究的方法、流程及样本 (一)研究方法及方法论基础 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国际比较研究，通过对具体研究对象(典型样本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的历史及现状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普遍规律及特殊表现。但由于不同国家间不仅存在制度差异，各自制度领域与制度话语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制度本身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情境也不尽相同，因而必须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将各国不同的做法纳入同一框架加以比较分析。为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借鉴了贝雷迪(Bereday G.Z.)的经典比较教育研究模型[4]，并结合奥斯特罗姆(Ostrom E.)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如图1所示)，重新构建了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国际比较分析模型。因此，贝雷迪的比较教育思想和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理论就成为本文方法论的基础。其中，贝雷迪的比较教育理论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框架及路径，而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则为研究内容及研究维度提供了指导。
图1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图[5] (二)研究流程及路径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借用了贝雷迪的“比较四步法”的框架和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构建了一个跨文化比较分析模型。该模型主要包含：两个环节，即在具体比较分析时分为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三个层次，即将资料分为操作层比较、集体层比较以及立宪层比较；四个阶段，即描述、解释、并置与比较；多项要素，即制度所包含的内外生变量，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国际比较分析框架图 (三)研究样本 在样本选择上，论文最终选取了美国、英国和德国作为研究样本。选择依据主要基于以下三点：一是美、英、德三国经济发展迅速，产业发达，产业工人技能形成及开发体系较为完善，具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二是三国在社会性经济制度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在技能人才的开发、教育及培训方面也互有借鉴，为比较研究提供了统一性的基础；三是三国在技能人才的开发、教育及培训方面各具特色，符合作为典型样本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