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阔别影坛多年的“电影皇后”张织云复出，主演了一部根据她与唐季礼情变的真实故事改编的有声电影《失恋》。尽管噱头十足，但因为她并不标准的国语，电影反响平平。这位昔日的“皇后”被无情地抛出了中国有声电影的历史舞台，不得不再度息影。张织云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不灵光的国语星光黯淡的早期电影影星。根据影星王人美的回忆，有声片时代的到来使得不少默片时代的巨星遇冷：“阮玲玉是一个，因为她是广东人，不会普通话。还有林楚楚，我都教过她们说普通话，可是很难，也都淘汰了。”[1]影星胡蝶在她的回忆录里也谈及“国语”在有声片时代的重要性：“有声片的挑战是几方面的，从演员来说，默片时代不需要将对白录下来，所以在摄影棚里各种方言都可以说，表演的好坏，取决于演员的表情、演技。现在，新的潮流向演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要说国语，必须预先背熟台词。”[2]可见，能不能发出较为纯正的“国音”成为默片时代的明星能否顺利过渡到“声片”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准。从某种意义上，声片取代默片不仅仅是一场电影技术上的革命，也是一场艺术思维和审美方式的现代性的变革，甚至为银幕外的国语运动推波助澜，承载着以声音政治为手段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大任。 一、“国音”与“白话”：现代国家民族想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想象，这种想象得益于印刷语言的诞生与传播：“这些被印刷品所联接的读者同胞们……形成了民族的想象共同体胚胎”[3]。他的观点或许适合于花费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才从古老而晦涩难懂的神圣文字——拉丁语、希腊语中挣脱出来，建立起了各个现代民族国家语言文字的欧洲。但在中国语境下，公共的书面语言早已先于印刷语言产生，与其说是印刷语言催生了民族国家意识，倒不如说是在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现代性追求的感召下，开启了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建。作为文化—政治的共同体，国家民族共同体是以个体、族群在内的社会活动者共同“认同”感的达成为基础的。因此，克服语言的分裂是它构建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正如1901年创刊的《京话报》上所表示的那样：“要望中国自强，必先齐人心，要想齐人心，必先通语言[4]”。从“通语言”到“齐人心”的逻辑是：语言的分歧意味着国家的分裂，语言的统一是促进国民对国家认同的手段。说“国语”成为塑造“国民”身份，强化民族国家意识的手段之一。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语言的社会政治功用受到了越来越多地关心，近代知识分子愈来愈深地意识到“国民性”在近代民族和社会革命中的关键作用。[5]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则进一步强调了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思考语言问题的思路。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明星公司摄制的《良心的复活》(1926)中杨耐梅的登台献唱。这是一部根据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改编的默片。影片放至杨耐梅饰演的女仆绿娃遭主人辞退，回到家后发现儿子病死时，银幕忽缓缓升起，舞台上出现了与电影中一样的布景，杨耐梅摇着摇篮，深情唱着《乳娘曲》。伴奏的小型国乐队则由清一色的“明星”公司男演员担任：汤杰、朱飞、王吉亭、萧英和龚稼农，组成了一个豪华的全明星阵营。唱毕，银幕放下，电影继续播放。杨耐梅的登台献唱成为这部影片最大的亮点：真实的舞台与拟象的银幕、真实明星和虚构角色构成一种别样的对立统一，对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但是，由于杨耐梅的献唱是用“苏州话”而不是“国音”，却又被认为是“美中不足”的。陈大悲谈道：“如果在银幕上的杨耐梅能够说出大众能了解的国语来，其成绩如何，不就可想而知的吗？”[6]陈大悲对于杨耐梅献唱的“语言问题”的指责正是基于民族国家的思考框架之下的：明星应该用他们的“国音”制造明星效应，积极成为推动“国音统一”的声音现代性工程“国语运动”中的一股重要的力量。[7] “国语”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语，这是一个现代的语言概念，隶属于现代性的产物。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在中国进行“国语”的语言改革的直接动力是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是当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1840-1903)。1902年他去日本考察学政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日本著名学者伊泽修二(1851-1917)告之：“欲养成国民爱国心，需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语言是也。语言之不一，公共之不变，团体之不碍，种种为害，不可悉数”。[8]他深受震动，遂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主张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3年，何凤华等六位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上书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要求颁行官话字母，设立国语学科，开启民智而救大局。1911年，出使大臣吴宗濂上书学部，要求添设“国语”科，教与“土音”相对的“官音”，以便全国语言统一。从时间来看，“国语运动”早于更为有名的、由胡适等“五四”知识分子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但促进这两种运动形成合流，合力让中国发出“现代之声”的也正是胡适。1916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1917年，胡适加入国语研究会，和志同道合者一起，身体力行推行国语；1918年，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指出“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作国语的文学”。在这段话里，胡适将“国语”等同于“白话”，并与文学革命建立了联系，成为走向“活文学”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胡适认为“白话即是俗语”。胡适本人解释了他用“国语”来替代“俗语”的原因：“我们当时抬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作战口号，做到了两件事情：一是把当日那半死不活的国语运动救活了；一是把‘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也减少了一般人对‘俗语’‘俚语’的厌恶轻视的成见[9]”。这段话被视为胡适走向“精英化”立场的“铁证”，因为这显然是违背了现代性精神的“平民化”原则。[10]因此遭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那么，胡适的本意果真是要“公然”将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以及文学革命公然纳入精英知识分子的现代语文改革运动中去吗？不妨将他以上那段话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还在美国的朱经农曾经给胡适写信，提出“文学的国语”，“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需吸收文言之精华，弃却白话之糟粕，另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11]朱经农的这番观点却并没有得到胡适的支持。胡适说首先阐明“我所主张的‘文学的国语’即是中国今日比较最普通的白话”，接着又将“雅俗共赏”的提法狠狠地批驳了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