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兴起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导致当代科技的发展不断突破着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同时也在观念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代科幻电影的叙事，甚至是银幕影像的视觉呈现方式。而反过来，当代科幻电影叙事在文本的建构逻辑层面，又不断型构并操控着人们对于空间、身体与历史，以及存在与现实的感知。与此同时，以往基于经验主义的科幻电影，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奇幻电影超验主义的类型元素和特征，甚至是有意识地削弱现实的真实，形成新的美学特征。正是基于此，从文本建构逻辑的角度，对当代科幻电影叙事的意义建构进行分析，一方面，旨在探讨，人们对于自我，对于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如何在文本逻辑的建构层面直接作用于电影的叙事表达；另一方面，正如格雷姆·特纳所指出的：“从影片的叙事和意义中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的文化是如何认识自我的。”① 末世神话：“集体性认同危机”及不确定性 当代科技的发展，不断延伸着人们有关世界的想象。然而，与科技的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许多当代科幻电影，在文本建构的意识与无意识层面，都不同程度地携带着“西方文明衰落”，甚或是“人类文明终结”这样一种蕴含末世神话的悲观主义倾向。诸如《生化危机》《2012》《阿凡达》《全面回忆》《环太平洋》《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全球风暴》等等，此类科幻电影都可以说是围绕末世神话为核心命题的一种叙事建构模式。事实上，这种悲观主义倾向，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中是由来已久的“文明衰落论”的思想延伸。美国学者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对此曾有过系统的阐述。 赫尔曼认为，悲观主义的潜流产生于欧洲的19世纪，在20世纪则演变为“最主要和最具影响”的“文化与政治主题”，以致于“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悲观主义已经成为风行的通则而不再是罕见的例外”。正是基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衰落论的涓涓细流逐渐侵蚀了欧洲人自信的堤坝，使得‘西方文明的衰落’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②。虽然，赫尔曼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西方文明的没落”泛指整体人类文明的衰落，携带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视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赫尔曼为西方文明吟唱的挽歌中，这种文明没落的悲观主义倾向已渗透于当代西方的文化思想之中，同时也渗透于当代科幻电影的叙事表达之中，并潜移默化地型构为一种末世神话的叙事原型。 美国灾难科幻片《2012》是极为典型的一部围绕末世神话为主旨的商业影片。影片以玛雅预言的世界末日作为卷入性事件的逻辑起点，将末世灾难发生过程中的毁灭性场景建构为一种景观化的叙事。其中，“诺亚方舟”这一元素的运用，既构成了欲望主体遭受自然惩罚的末世隐喻，同时也隐含着一种基于未来和希望的创世隐喻。而另一部美国影片《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向人们呈现出的则是末世之后，残存的现代工业文明，诸如重型卡车、摩托车等，与凄凄荒漠和遍地飞沙拼贴起的一幅后末世时代的世界图景。战争与工业文明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逆转为荒芜的沙漠，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水、种子与各种能源，甚至生命延续的权力，都被掌控在具有宗教象征意味的“共同体”的部落首领手中。于是，后末世时代中，基于生存的反抗建构起了整体叙事的主要故事曲线。某种意义而言，诸如《2012》《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之类的灾难性科幻影片，之所以能够在叙事的文本逻辑层面获得广泛的受众认同，恰恰说明了末世危机的悲观主义倾向，已然在共识性层面构成了一种“集体性的认同危机”。 悲观主义的产生，首先与现代工业文明及其后果，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对身体、自由和心灵的侵害，以及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不可分割。而“对西方工业社会的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批评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礼崩乐坏、人文理念匮乏的社会”③。美国学者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将现代工业社会比拟为一列火车，火车承载着的是一个“抽象社会”，火车意味着对社会空间和人际关系的一种重构。与此同时，火车在实现了对时间和空间征服的过程中，也导致“现代人总有一种失去家园、漂泊无依的感觉，他们内心充满恐惧，彼此间相互疏离”④。在此过程之中，冷战时期的核威胁又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悲观主义情绪的蔓延。为此，美国前副总统阿伯特·戈尔在《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中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往往过分沉溺于工业文明所创造的工具和技术，而这样做只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因为我们正在走向彼此孤立，正在逐渐远离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正是基于此，“目前这种文明遇到了一种‘集体性的认同危机’”⑤。 与现代工业社会危机和冷战核威胁形成合流的是，包括太空探索、人工智能和基因改造等，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在不确定性层面给人类带来的各种压抑和困惑。现代科技文明的“双刃效应”可以说是这种集体性认同危机的延伸。《生化危机》《猩球崛起》《全球风暴》等影片，意图表达的即是对现代科技所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深刻忧虑，并且这种不确定性的忧患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之初极具代表性。 “不确定性”观念的产生，最早源自于1927年海森堡针对量子力学所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⑥，是指一个运动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能被同时确定，位置的不确定性越小，则动量的不确定性越大，反之亦然。“不确定性原理”在哲学层面所蕴含着的意义是既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现在”，因此也就无法准确推断未来。而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则导致事物的发展呈现为无限的可能性。 作为一种变量因素，“不确定性”在当代科幻电影叙事中不断消解着传统科幻电影基于“确定性”的逻辑前提，包括时间与空间的不确定性、灾难与恐惧源的不确定性、伦理与身份的不确定性，以及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甚至是对未来与死亡的不确定性等等。在《黑客帝国》《盗梦空间》《逆世界》等影片中，空间的不确定性是构成整体叙事的基本逻辑前提。在《机械姬》《彗星来的那一夜》等影片中，伦理与身份的不确定性，则是引发观众反思与意蕴回味的核心之所在。而在影片《湮灭》中，未来人类进化与死亡的不确定性，则是构成戏剧性悬念与叙事进程中不稳定性因素的重要机制。影片在一个克苏鲁神话模式的空间语境中，对未知的恐惧、细胞分裂和折射所引发的变异效应，实际上所蕴含着的即是一种非决定论的思想范式，以及这种思想范式所衍生出的基于存在与死亡的各种想象。也即是说，事物的存在并非先在地被规定好的，以一种必然的因果态势进行发展，而是以一种纠缠态的方式将各种因素包覆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