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9-3311(2019)01-0005-07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标志着在治国理政层面上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方略的重大创新，在国家发展层面上党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在现实条件层面上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逻辑、理论维度和价值意蕴，对于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逻辑上看，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思想来源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历史继承与深刻变化的现实社会相结合的结果。它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丰富和持续发展的过程，有其深刻的历史继承性和鲜明的时代性。所谓继承性是指新论断对原论断的“扬弃”，即新论断对原论断的运用、继承、深化和丰富；所谓时代性是指新论断的时代特征，即新论断在新时代的必要性和特殊性。 (一)历史的继承性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是一个逐渐发展和日趋完善的理论，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探索，更离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认识和现实实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主要含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的问题，二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的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的问题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矛盾观，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就是主张推动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根本动因在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奠定了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理论基石。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承认了社会矛盾的存在，提出了“人民内部不一致”的思想，指出工人之间、工农之间、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并且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缓解这些矛盾，如通过增加农民中央委员等缓解工人内部矛盾。由于受到当时内外部环境变化、历史条件的制约，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出现了承认—否认—勉强承认的思想反复。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错误地认为变革生产关系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最重要途径，如强行在农村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等，导致农村多起暴力事件的发生。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矛盾问题的观点，进一步揭示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存在性，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都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共识。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列宁、斯大林还不能准确区分诸多矛盾的主次问题，也不能认识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这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留下了研究空间，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究，主要历经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创造性地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标准，指出“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成为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第二阶段：党的十一届六中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新判断，进一步完善和延伸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并且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此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并始终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面对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总能因时制宜地调整社会发展战略，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变化，但是这种调整没有偏离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线，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社会也呈现出新的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新论断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石和现实基础。第三阶段：党的十九大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新形势作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新论断，以新论断为指引，形成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 从历史继承性上看，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接续发展。这种继承性主要体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是新论断形成的必要理论前提，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直接的思想和理论来源。一方面新论断坚持了把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标准；另一方面，历史和实践表明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关系到中国发展的全局，牵住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个“牛鼻子”，也就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 (二)鲜明的时代性 从现实维度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世界格局复杂变化和中国现实社会深刻变化的时代产物，它是根据实践的需要和发展而进行的与时俱进的实践探索、思想超越和理论创新。 从国际环境上看，面对世界格局的复杂变化，处于世界角力旋涡中心的中国需要明确自身的国际地位，提高国际影响力，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从国内环境上看，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新时代本质上就是实现强起来的时代，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的交汇期。但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是巨大的。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苦难和挑战。”[1]矛盾和挑战交织叠加、纷繁错杂，哪些是困难的核心，哪些是矛盾的根源，需要党中央作出明确的指示。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条件下，新论断应运而生，指出了中国社会发展一系列错综复杂问题的核心，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梳理出清晰的逻辑脉络。因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提出具有其必要性，只有明确社会主要矛盾，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