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或许也正因为改革开放给当代中国的巨大现实影响，以及能辐射当下的思想能量，“纪念”这个词汇在2018年显得格外醒目。 40年，我们如何记忆？社会建构理论认为，只有通过特定的表征手段，人们才能为物质世界制造意义。纪录影像一直被用来表现自然、历史和社会现实，作为极具现实关照意识，且以真实性为灵魂的“影像意义系统”，它“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①，由此，纪录片作为表征工具，无疑可成为一种凝视改革开放40年的记忆媒介。而这一文本和行业领域的发展变迁也可以成为透视和认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一扇窗口。 一、引论：纪录片与改革开放的“互文”与“互动” 在2018年8月举办的北京纪实影像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纪实影像大事记特展上，以年份为单位，展映了《潜海姑娘》(1978)、《美的旋律》(1979)、《丝绸之路》(1980)、《先驱者之歌》(1981)、《拼搏——中国女排夺魁记》(1982)、《话说长江》(1983)、《来自农村的报告》(1984)、《零的突破》(1985)、《话说运河》(1986)、《紫禁城》(1987)、《蛇口奏鸣曲》(1988)、《心灵狂想曲——第八届伤残人奥运会》、《沙与海》(1990)、《望长城》(1991)、《最后的山神》(1992)、《毛毛告状》(1993)、《龙脊》(1994)、《较量》(1995)、《山梁》(1996)、《神鹿啊，我们的神鹿》(1997)、《周恩来外交风云》(1998)、《婚事》(1999)、《英与白》(2000)、《平衡》(2001)、《钢琴梦》(2002)、《德拉姆》(2003)、《复活的军团》(2004)、《故宫》(2005)、《大国崛起》(2006)、《昆曲600年》(2007)、《红跑道》(2008)、《永恒之火》(2009)、《大阅兵——回首60年》(2010)、《走向海洋》(2011)、《舌尖上的中国》(2012)、《乡村里的中国》(2013)、《瓷路》(2014)、《喜马拉雅天梯》(2015)、《本草中国》(2016)、《辉煌中国》(2017)40部国产纪录片。这些作品历经岁月洗礼沉淀，每部影片独特的美学风格下都氤氲着作品诞生年代的气质，呈现出时代的特有表情，它们连接在一起，就是一部鲜活的改革开放史。 纪录片相对其他视听文本，真实客观，且形象鲜活，可以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一个时代的民众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发展变化记录下来，从而成为见证国家变革、社会变迁的“历史镜像”。改革开放是中国纪录片发展取之不尽的资源和立足的深厚土壤，或许也正源于此，纪录片的发展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脉络呈现出一种“互文”关系。如果把纪录片比做一条河流，我们无疑可以从这条河流的轨迹和流向中，感受这个国家40年的历史激荡、思想变迁、社会变革。 纪录片的现实洞察力让它成为社会和人类生存之镜，与此同时，纪录片身上所蕴藏的强大思想性和阐释力量，让它得以成为一把铿锵有力的锤子，去敲击和叩问社会和时代，因此，纪录片又是和时代“互动”的。40年来，从人文化时期唤起民族激情，到平民化时期体察记录平民生存状态，到社会化时期关注记录社会主流现实生活，再到政治化产业时期服务国家战略。纪录片总是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吸收社会思潮，释放自己的多元价值和影响力。 改革开放首先是一种思想引领的力量。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更没有40年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变革。中国纪录片在新时期的40年发展史，经历了“人文化”“平民化”“社会化”“政治化产业”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分野，都首先是一次观念突破和思想解放。 除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不仅作为一种政治口号，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鼓舞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从禁锢中解脱，走向现实。纪录片作为最具现实关怀的影视文本形态，开始向本体和这个社会和时代最亟待关切的内容靠近，纪录片人也开始拥有一种纪实主义的新观念。纪录片从个人式的英雄崇拜转向反思民族命运，聚焦时代痛点，关注主流现实，从盲目的仰视开始转向交流式的平视。这是一种求真、求是的态度。 二、谱系：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纪录片发展四阶段 1.人文化时期(1978-1992)：民族话语与精英思考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意义上是先从广阔的农村展开。位于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是改革开放的先驱，1978年小岗村的18位农民用一个个血手印掀起了“大包干”运动，后来才有了中国制度改革史上著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9年，时任中央电视台编导的刘效礼被台里派去“看看凤阳的情况”，刘效礼到凤阳后，看到凤阳农民精神面貌和生活的变化，并把这一切拍了下来。回到台里，刘效礼将素材编辑成了35分钟的纪录片，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体量。据编导刘效礼对笔者回忆，当时广电部的领导审看了影片，说“中央人士对大包干的意见不一样，你怎么会去拍这样一部‘大片’，搞五分钟”。领导的意思其实是要剪成五分钟，但当时红红火火的大包干运动岂能是五分钟的容量能表述清楚的。刘效礼打了个擦边球，只剪去五分钟。后来30分钟的纪录片《说凤阳》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成为第一部反映农村大包干的纪录片，改变了凤阳在全国人民眼中的形象。影片播出后反响强烈，著名画家黄永玉看了重播后，激动地给央视写了一封长信，认为他们“拍了一部活的社会主义关于中国农民的教科书”，并送给央视一幅画，画中一只大大的刺猬，刺猬身上全是针。黄永玉特意在旁边写了一首诗为图画释义，大意为“刺猬身上的针是丘比特的爱神之箭，来表示观众对你们的爱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