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巧若拙”由老子提出,后逐渐成为中国美学的至高理想和基本特点。拙即不巧,而不巧实为大巧,说的是自然与人为的关系,提倡去机心,返自然,摒除“人为世界立法”的人本主义立场,将秩序的掌控权交于自然。在这一哲学命题影响下,中国艺术实践形成“从平淡处做起,在枯朽处着眼,自古拙中追求新生”的重要传统。早在宋以前,中国文人就对“枯槁”产生强烈兴趣,追求荒寒与老格,枯山、瘦水、顽石、老木成为诗画中的核心意象,其中枯树尤受青睐。南北朝诗人庾信作《枯树赋》,此后关仝、李成、苏轼、文徵明、吴历等历代名家都创作过关于枯树的诗画作品,其中山水画是最宜于表现枯槁之美的艺术形式。 中国山水画尚“古”,意不在复古和缅怀,或是对生命极值状态的迷恋,而是尚“枯木临西峰,怪石当中流”的苍古、高古,是对时间性和物质性的双重消解,进而达成一种物我冥合的虚空境界。枯槁暗含死亡与再生(Rebirth)的双重生命意义,看似黯淡的物质形态背后包蕴绚烂的生命观念,其矛盾性在山水画中得以恰当表达。 电影作为视觉艺术,可以模仿山水画的造镜手法,比如布局上利用大面积空白,景别上选择大全景,构图上采取长卷式横移以完成多视点构图。此外电影可以倚仗绘画艺术所不具备的特质,如运动和声音,去开拓“枯槁”之美的表现形式。本文将要追问的是,从影片《小城之春》开始探索的“枯槁”之诗性表达,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呈现的?在其审美诉求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历史症候?当“枯槁”遭遇西方“废墟”时,会存在怎样的耦合与转向?
图1 《小城之春》剧照 一、战争遗迹:审美化的民族记忆 中国古代诗词中,向来不乏战争肆虐、国破家亡后的怀古悼亡之作,其中一脉是专门咏叹战后遗迹的“废墟诗”(Ruin Poetry),有学者将屈原的《哀郢》视为中国第一首“废墟诗”,此诗对枯朽残破的战争遗迹进行审美化呈现,“并没有流露出战祸的气氛,也没有描写被洗劫一空的都城里的难民恐慌失措的流离。相反,诗人的文字似乎体现出了一种悠远的回眸。”①戏曲作品《长生殿》《桃花扇》中描写战后破败之景,亦运用审美化笔法,“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田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②。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战争背景下,“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风景’被赋予了民族之根本的特殊含义,承载着作家、艺术家们对寻找民族出路的各种想象”,③现当代文艺作品中的战争遗迹与民族主义、政治诉求被并置在一起。这些作品往往并非表达对“往昔”的哀怨、惆怅等诗意情绪,而意在展示“当下”的伤痛和恐惧。摄影先于电影对战争遗迹进行图像表达,且在八年抗战期间成为主导视觉媒介。王小亭拍摄的照片《1937年8月28日中国上海南站哭泣的中国孤儿》,画面充斥着“断肢残体”“燃烧着的天桥”“破损的铁轨”和“哭泣的小孩”,其表现主题与形式即为当时之典范。同时期电影中的战争表述也如出一辙,《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为了尽可能“现实主义”地表现战争场面的恐怖,不仅拍摄出横尸遍野、断壁残垣的镜头,还不时巧妙地插入战争纪录片的片段。在这一时期的战争废墟作品中,“如画”废墟被束之高阁,政治宣传功能被凸显:为了最大限度地揭发敌人罪行,激发民族斗志。 费穆的《小城之春》(1948)则一反同时期战争废墟作品的表现常态,对废墟空间进行审美化、诗意化处理,运用横移长镜头和中景构图,不动声色地表现那段特殊的民族记忆,淡而不厌,哀而不伤,达到了“中国画之风格”的荒寒境界。费穆的真正目的不是展示伤口,而是高扬希望,这也正是片名中“春”字的寓意所在。
图2 郭熙《早春图》 影片开头,镜头似卷轴般缓缓打开,大全景画面的主体部分是一段破败城墙,杂树芜草掩映其间,大面积天空之“白”铺陈其上,作为“点景人物”的女主角周玉纹须臾现身。在古代山水画中,人物通常被处理得极渺小,比如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和北宋郭熙《早春图》,大开大阖的泼墨山水间,人物如豆如蚁,作为风景之陪衬,被称为“点景人物”。这种艺术手法折射出中华民族处理自身与自然之关系的智慧,大自然被认为是与人类和平共处,甚至高于人类而具有神性的生命形态。影片将大自然置换为废墟这一人文风景,同样在表达玉纹与废墟的共存关系,甚至两者已全然融为一体。 几次溶镜将城头上漫步的玉纹与城外远去的三人(老黄、戴秀送别章志忱)的画面并置,恍若梦境般支离,为全片的氛围定调。其间镜头短暂地落在一处残砖横斜的墙垛上,继而向画面左侧平移,开始“仰视”行走中的玉纹的背影,平远、深远的构图中,玉纹走向无尽的散木与断墙,不见面目,却看得出愁绪盈怀。景与人,皆不着浓墨,尽在“淡”境,正有《二十四诗品》所标榜的“清奇”之品,“可人如玉,步屟寻幽。载毡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