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封建”还是现代 大致而言，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当时简称为“新运”)，是一场试图通过援引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来改造国民日常生活的社会控制运动。在史学界，关于该运动的争议焦点之一，是它的“复古”问题，尤其是所谓的复辟“封建礼教”。①“复古论”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它却忽略了新生活运动动对“礼义廉耻”的重新阐释，更忽略了运动中一直强调的建设现代国家和建构现代国民的目标。②就目的而言，新生活运动的现代性追求是毋庸置疑的；就方式而言，其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援引，确足以引发人们的怀疑。但平心而论，与其说新生活运动在价值取向上是“复古”的，不如说它是调和的。正像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修正”的那样，国民党南京政权在性质上是儒家和法西斯主义的有机化合。③ 认定新生活运动“复古”并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人，其思想渊源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此，曾有新生活运动支持者专门撰文，指出新文化运动并不像人们比附的那样，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与之相比，新生活运动才真正配得上如此比附——这是因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尽管“并不是真正的复古运动”，但却以“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为开端，进而“对于古典文学及艺术发生新的兴奋和评价”，从而“产生出灿烂光明的新文化基础”；与这种扎根自身传统的复兴不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压根儿就没有树立坚固的基础”④。该文进一步据此结合“黑智儿”(黑格尔，G.W.F.Hegel)的辩证法，提出“一切发展……都得经过‘正、反、合’的三步历程”，并指出“若然把中国固有文化作为‘正’，那末新文化运动是‘反’，而最近国内产生的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建设力量为‘合’”⑤。文中提到的“建设力量”，正是新生活运动。显然，在该文看来，它是一种调和了“正”“反”而产生的更高层级的文化运动。换言之，在官方和支持者眼中，新生活运动只不过是按照文化复兴应有的逻辑，将“中国固有文化”辩证地“合”进其新的文化建设中来而已，运动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不过，既然将“固有文化”给“合”了进来，新生活运动也就必然要带上一层“复古”色彩。 在此语境下，1934-1937年间，中国电影中出现了诸如《天伦》《慈母曲》等保守主义的精英化电影，以及《妇道》等与国民党妇女政策相对应的倡导“封建礼教”的电影。但无论哪一种电影，其实都是要在应对当时出现的现代性状况的前提下，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⑥ 保守主义文化精英的现代性方案 费穆曾被认为是一名融合“现代思维和民族本位”⑦的电影作者。应当说，他的融合不只在艺术层面，也在思想层面。1935年费穆推出了《天伦》，根据传统说法，该片是罗明佑“为了讨好国民党反动派”而组织拍摄的。⑧从其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颂扬态度看，《天伦》的拍摄确实与国民党政权的主导意识形态高度相关，甚或“完全一致”。⑨可以认为，本片是费穆走向“现代思维和民族本位”融合的一个重要节点。就艺术形式而言，《天伦》显现了美学上东西方观念结合的特点，核心在于“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开掘出现代的艺术因素”⑩。就思想内容而言，《天伦》宣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毕克伟(Paul G.Pickowicz)指出，本片“内核是儒家的”(11)，具体地说，主要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爱人思想，但它并非儒家思想的照搬，而是对之做了现代化的处理。当时的评论指出，《天伦》“指示给迷途的羔羊的不是来时的旧路，而是在旧路前面一条正途”(12)。《天伦》最终呈现的，是一种结合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西方博爱精神的现代伦理观念。(13)如此对待传统伦理，与新生活运动对“礼义廉耻”的重新阐释有相似之处，因此当时有人指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观念“在现代中国的复活，完全反映了中国少数人的复古运动”(14)，其意在暗指《天伦》受到了国民党官方的操纵或影响。后世研究者也有人断言，《天伦》被用来宣传国民党政权“法西斯主义的新生活运动”(15)。 《天伦》的创作，应当与国民政府官方没有直接关联，但不可否认，它的“复古”面貌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所放大的舆论语境是有关系的。在20世纪30年代，不仅新生活运动，包括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cultural conservatism)、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大都倾向于相信个人自由的泛滥，会危及民族国家的生存，个人自由并且已经污名化为都市之中浪荡、颓废、消极的消费主义生活的思想基础。(16)事实上，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所信奉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已然在相当多知识分子心目中破产，反对个人自由的各种思潮都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17)《天伦》片头急速从“外面”返回家里的儿子，以游子归家的形式，与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建构的离家叙事构成了意味深长的悖反，形象地诠释了五四自由主义的“破产”，而他对父亲家业的继承，及对家中公益事业的传承，又是对一种以传统为资源的乌托邦的坚守。由此，《天伦》表明了它的保守主义文化态度：相比于各种舶来“主义”，传统的儒家思想资源，或许可以更有效地解决中国面对的现代性危机：儒家道德伦理被认为可以维护现代家庭和社会的“正派”与“完整”。(18)当然，《天伦》不只是在回归传统上与新生活运动产生了共鸣，它甚至还吸收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后一点与新生活运动对基督教思想的吸纳，(19)构成了有意味的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