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讲述“中国故事”是国家2014年提出的文化政策新要求，但如何阐释中国，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与国家的历史经验甚至与每个人的切身感受息息相关。在中国，多民族文化景观一直是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内容。上世纪80年代以降，少数民族电影依然是“主旋律”电影的扛大旗者，这些都是构成不同阶段“中国故事”的多维面向。少数民族电影正是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和民族文化的传承。特别是进入了新世纪的少数民族电影，由于杂糅了新时期以降的诸多话语范式，更具有时代症候。 一、历史资源的继承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实则携带着上世纪末中国电影界的普遍话语范式。19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在电影界带来了一系列的改变。①一方面，电影的娱乐性开始获得官方认可。在少数民族电影作品中，最早也最多呈现娱乐化性质的是以年轻人爱情故事为主体的影片，如《金沙恋》(1991)、《求爱别动队》(1992)、《滚烫的青春》(1993)等。②但是与1980年代电影中爱情成为青年人认为的最具有“重启”意义的人生选项不同，1990年代影片中的爱情开始作为一套固定语法：这类型影片通常通过设置一个“啼笑皆非”的“遇见爱—确认爱”的过程，让观者在轻快的系列情节进程中，看到皆大欢喜的结局。这种模式获得了诸多观众的喜爱，1998年的《红河谷》可谓集大成者——是一部囊括了“战争+救亡+历史+宗教+民族关系+爱情”等若干宏大叙事因素③的爱情大片，斩获了大量好评。 另一方面带有明显国家意识形态的影片依然占据半壁江山。20世纪90年代“大制作”电影依然是历史剧，数量上占优势的是战争革命片。在90年代的59部少数民族电影里就有15部④属于此类影片。另外还有5部⑤以人间大爱为主题的当代“主旋律”影片。但较之80年代，像《东归英雄传》(1993)、《红河谷》(1998)等影片已经开始涉及历史-民族-国家视野下中国民族言说的杂糅性，这一点直接影响到新世纪的“主旋律”民族电影创作。它不再只是单一的民族革命历史的讲述，而是复合了主流社会所需要的集体性思想文化资源。 对新世纪少数民族影片起到更重要作用的一批作品，是在90年代就出现的如《独龙纹面女》(1993)、《益西卓玛》(1999)等影片。这类型影片重塑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面相。如《独龙纹面女》讲述为了反抗族内对成年妇女进行纹面这一习俗的少女与藏族青年相爱最后双双死去的悲惨爱情故事。但在电影中，独龙族的妇女纹面不再作为一种单一荒蛮的旧俗处理，它实则是独龙族作为一个边陲弱小民族为了自我保存而不得不采用的悲情手法。《益西卓玛》中的藏族宗教形象也完全没有曾经的压抑氛围，而成为民族文化的标志性场景。这可以看到，少数民族电影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建立，它不仅试图展现一种符合国际主流价值的“中国形象”，而且这种阐释范式一直深刻影响着新世纪以后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 尽管90年代少数民族电影有关中国的表述已大不同于“十七年”间的阶级话语，也不同于新时期伊始具有浪漫色彩型的“脱政治”的“政治化”表述，甚至90年代的少数民族电影已经出现民族本位文化的萌芽，但她始终没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中分离。它依旧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与彼时中国社会新的文化生产、艺术追求、政治控制、意识形态定位以及制度变迁等问题密切相关。换言之，它所呈现的故事本身也是整个时代最关注的内容。而90年代少数民族电影中呈现出来的“娱乐化”“主旋律”和“民族文化本位意识”，实则概括了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发展的三大关键词。如果不能从市场经济后的中国电影新变着眼，把握时代精神与文艺作品之间“互塑”作用，其实难以真正抵达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逻辑，更无法解读“中国故事”在少数民族电影中的表述与生发。 二、时代语境的更改 正是带着世纪末独特的杂糅背景，进入新世纪的少数民族电影也出现了多元的面貌。 首先，官方政策继续予以支持。广电总局2003年出台四大改革政策、2004年推出《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伴随这些密集出台的方案而来的是电影业从事业主导转为产业主导。民营资本可以作为投资主体进入电影行业。这无疑使得电影的题材的选择更加多样、运作日益市场化。而少数民族电影则因承担着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外加并不成熟的市场运作系统，而未必能实质回应市场与票房的要求——这点在近几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于院线市场频频失利可见一斑。虽然从商业参与度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电影算不得成熟，但国家财政对少数民族电影政策与资金上的扶持则有增无减，对包括影视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予以了极大倾斜⑥。同时还有系列影节影展的设置，如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的设立，上海国际电影节连续几年都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进入竞赛单元并获奖，还有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连续几年设立了最佳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奖。其中依靠政策扶持获得较好市场反响的少数民族电影并不罕见，例如表现湘西苗族村寨“精准扶贫”的电影《十八洞村》(2017)，在当年的市场中就获得票房过亿的好成绩。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政策市”的一面，背后的原因依然是少数民族电影在社会教育和社会引导方面被默认拥有巨大作用。这正是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之所以能作为讲述“中国故事”重要载体的根本原因。以民族题材作为切入口，不仅能提供视觉“陌生化”的效果，也能使中国当代地区发展差异以文艺作品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以一种相对柔和的方式表达了发展之思——这是“中国故事”的重要构成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