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8)05-0067-04 一、中国电影学派何以可能？ 近年来关于“中国电影学派”之讨论，至少可以追溯至饶曙光发表于2015年的《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文章描述了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历史脉络与经验，将当下及今后一段时间表述为上世纪30年代前期、70年代至80年代末之后又一个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黄金时代和关键时期，当下中国最复杂、最生动、最具活力的电影实践足以支撑我们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1]13-192017年10月31日，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成立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以艺术创作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电影产业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本土经验与国际视野相结合为原则，从电影艺术创作经验总结、电影理论话语体系创新、电影工业生产转型升级等领域发起“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与建设。《当代电影》2018年第5期、《电影艺术》2018年第2期分别以“如何建构中国电影学派”和“中国电影学派：建构与传播”为“本期焦点”和“特别策划”，探讨“中国电影学派”的概念界定、历史脉络、主体建构、学术话语、发展策略等问题，而其中不约而同地运用“建构”一词，应非偶然。2018年6月30日，上海戏剧学院举办“上海电影与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与批评大型学术会议。2018年7月19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公布的“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立项名单”中，“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建构研究”在目。凡此种种，意味着“中国电影学派”的讨论，已然成为当下电影学术界的重点话题之一。对于此一话题的学理研讨，还刚刚起步。 诚如有学者所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电影的形象和声音是模糊不清的，中国电影学派的出场和定位更是捉摸不定。”[2]8一方面，中国电影产业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及其结构性重组，创作实践层面各种不同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的整合建构，电影批评领域由专业批评而网络批评的多元实践及其由此导致的“中心”与“边缘”的位移，都给中国电影研究带来了新的议题，一些以经典理论与现代理论无法完全解读的议题；另一方面，由若干年前“重建电影研究”而引发的对于现代电影理论体系的反思以及“重建”的努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映衬着电影理论与批评话语的新的失语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新电影的兴起和西方现代电影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引进而引发的创作与理论的良性对话关系，如今更趋于一种相互分立或分离的状态。虽然笔者并不简单认同创作与理论之间在实践层面的所谓“指导”关系，但它们之间的疏离，确实一方面进一步印证着中国电影产业在票房意义上蓬勃发展的今天，可供讨论的影片文本却反而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现在及未来的电影研究，如何才能找到一种合适的路径，来通往对于电影或是中国电影的新的认知。“中国电影学派”的适时提出，恐怕便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影学派”成为热门议题，虽可以从历史中的“电影民族化”，或者建构“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美学体系”中寻找端倪或追溯踪迹，但更是顺应中国电影的当代发展应运而生的。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关“中国电影学派”的探讨，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的各种创作与话语实践，都可以用一种症候式的眼光来进行阅读，将“中国电影学派”从狭义的概念认定与命名中部分释放出来，寻求一种具有问题意识的批评立场，而非拘泥于概念的生搬硬套与机械刻板，亦非追求一种过于宏大的理论模版。 从既往的中国电影实践层面来看，理论与批评学派话语的是否在场，或者是否具有原创特性，并非必然成为本土电影实践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更非唯一性因素，亦或呈现为创作与理论并行不悖的状态，这使得本应包含创作与理论的“中国电影”这一主体，时时会处于内在裂解、游移不定的状态，当然，这种状态并非“中国电影”所特有，或者不妨认为，它是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电影现象。但即使“中国电影学派”在中国电影理论或者批评史的层面始终作为缺席或失位的存在，中国电影的民族化、本土化实践，从其诞生之日起却始终没有中断过，并且间断而反复地与“世界电影”保持着或远或近的相互交流与观照。而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更多是对世界电影理论与批评方法进行阅读、消化并进行在地分析、阐释的产物，而并非完全基于本土立场、运用本土理论进行独立表述的结果。以至于，当我们回溯并不久远的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传统就会发现，每一次成为“传统”的背后，都是内在地吸收与消化了他种电影文化的结果，然后，它们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基于电影实践意义上的“中国电影”的必然存在(即便在全球化时代亦是如此)，今日对于“中国电影学派”的探讨，或可看成是电影理论、电影批评、电影创作、电影产业、电影工业、电影传播诸领域相互沟通与交互影响的一个必然结果。换言之，“中国电影学派”之所以可能，或更多是指向基于中国电影实践的批评探讨及其理论建构，而不是如20年代80年代中期那样，单纯借鉴西方宏大的现代理论体系来阐释中国电影文本，尽管那个阶段无论是在电影历史的意义上，还是在今日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意义上，都有着难以忽视的历史与学理价值。西方现代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引入及其用于中国电影的批评实践，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现代建构有着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但它的矛盾性困境也在此暴露无遗。西方理论语境中中国电影文本的对象化，一方面提供了别样的解读路径，另一方面这些文本却有可能成为凸显西方理论之权力运作机制的又一个例证，其阐释目标主要不再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空间。而“中国电影学派”的提出，恰恰更多强调我们的本土经验和文化立场，强调建构中国电影自身的知识体系。因而，从目前看，基于电影实践层面与问题意识的探讨，或许可以找到关于“中国电影学派”的另一种阐释路径。 二、创作实践：中国叙事与文化想象 国别电影研究对于不同国家电影的讨论，通常会在影像/叙事/文化层面得以凸显。“中国电影”清晰可辨的国别特征之一，在于对民族共同想象的一种视觉建构。对于中国电影而言，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正是在一个影像空间里进行着生成、发展、传播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单一单向的，百年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