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8)03-0037-08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为了培养经济建设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为标志，我国调整了教育发展的方向，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三十余年来，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均占据了同等层次教育的“半壁江山”，一个普职分轨、双向并行、规模相当的教育新格局初步形成。这一结果主要是基于职业教育具有内隐和外显的巨大经济价值这一逻辑，着力于培养社会经济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一主要目标，这就导致在职业教育的办学实践中往往把培养“适销对路”的毕业生并如何及时把这些学生“销售”出去作为学校职业教育活动的核心。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过分追求“市场需求”的功利主义教育观是难以持续的。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体现在职业教育发展上，就是职业教育“大力发展”的国家决策和学生的“被动选择”之间的不协调矛盾、职业教育“十分重要”的宏观定位和事实上存在的“弱势教育”的不平衡矛盾、民众接受优质职业教育的美好愿望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不充分的矛盾。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在关注职业教育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其非货币收益，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方针政策。 国外对教育非货币收益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多从经济学、社会学视角分析教育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收益。如英国罗宾斯(Robbins)高等教育委员会于1963年研究认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1]；美国学者沃尔夫(Wolfe)认为教育不仅改善了人的健康状况，同时受过教育的家长对子女的认知有良好的促进作用，犯罪率也会随之降低[2]。此外，也有学者研究指出，除了教育的经济收益之外，学校教育还提供了更好的公民意识、欣赏和认识更广的文化领域和其他服务领域的能力等。[3]哈夫曼(Haveman)和沃尔夫于1984年首次将教育的非货币收益分离出来，在剔除价格指数、矫正通货膨胀率后，得出教育的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大致相等的乐观结论。[4]另一位美国学者麦克马洪(McMaho)通过对各职业、学历层次人员的非货币收益分析，指出高等教育平均私人非货币收益率为7％，其中自雇佣者最高，为19％，管理人员约为14％，医生和律师分别为13％和12％。[5] 相对于国外对教育非货币收益较为丰富的研究而言，国内的相关研究近年来才逐渐增多。胡求光在论及个人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时提出，除了具有公认的货币收益之外，投资高等教育还可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提高，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健康、闲暇质量和孩子健康、家庭幸福等有更好的消费选择能力[6]；赵恒平、闵剑在分析高等教育的非货币收益种类的基础上，认为其难以定量测量，因为高等教育的主要非货币收益体现在其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因此其测量可以借鉴现代人力素质测评的方法来进行[7]；崔玉平通过对犯罪人群受教育程度与处罚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后，得出教育对降低犯罪程度具有积极作用的结论[8]；张秋山和张宁宁通过最佳学校模型构建的方法探讨了个体能力与家庭背景因素对教育非货币收益异质性的影响[9]。在高等教育的非货币收益实证研究方面，比较典型的是李锋亮和李拉通过对北京市四个社区的125位带动迁移老人的问卷调查，考察了高等教育的个体非货币收益、对家庭成员的溢出效益和对社会的溢出效益，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具有显著的个体非货币收益和家庭成员的溢出效益。[10]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已有文献检索和解读中发现，与较为丰富的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非货币收益研究相比，对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研究却所见不多，尤其缺乏不同层次教育非货币收益的比较研究。就国外来看，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全日制学校职业教育的非货币收益。其中加里·贝克尔(Garys Becker)研究了在职培训的成本和收益问题，进而将人力资本划分为通用性人力资本和专用性人力资本，并指出两者须支付不同的投资成本。[2]斯特恩(Stern)提出由于企业害怕风险，在企业和个人谁获益更多等方面存有疑虑，导致公司对工人培训和教育投入过低。[2]国内学者对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研究多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展开，沈超、李苏北[11]和张艳[12]将非货币收益定义为教育投资的间接回报，无法通过直接计算获得准确答案，只能通过就业年限、就业机会、劳动生产率、社会犯罪、公民参与政治投票率等近似定量测量；吴志华、高颖[13]将高职教育非货币收益分为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私人收益包括教育带来的保健养生提高、生活质量提升、精神愉悦等个体与家庭的收益，社会收益则是受教育者带来的额外社会生产力、劳动力市场升级、教育正外部性等；李兰兰[14]考察了中职和普通高中毕业就业者的福利政策、培训机会、工作环境评价、学习新东西、工作发展前景、离职意愿及工作满意度等非货币收益指标并对其进行了比较，指出中职就业者的非货币收益高于普通高中，但显著低于大专和高职及以上学历就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