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意脉与意兴、意旨之间的关系 鉴于意兴（涵括灵感与构思）与意旨均属同一指向的两个概念，为了行文方便起见，权将二者结合起来论述，然后再来探讨意脉与之联系的途径。赵昌平先生在论及意脉与意兴的关系时说：“意脉是意兴流动的轨迹，浅言之即诗的感情线。”[4]赵先生还认定“意兴是唐诗的主脑，它决定了肌质联系的性质”[5]，可见他是将“意兴”的概念扩大了的，扩大到不只是涵括灵感与构思，还进一步涵括了意旨与意趣。笔者则以为还是让意兴回归到灵感与构思的位置上为好。意兴是意脉的先导，意脉乃是沿着意兴的流程走向而灌注于诗的整个肌体之中的；而意旨才是支配诗中意脉的主脑，有如中枢神经支配着密布全身的神经网络一般。意兴须提炼升华而后方成意旨。就在这种提炼升华的进程中它又充当了意脉之先导的角色，而在提炼升华成为意旨之后它又支配着意脉。从意兴到意旨之间确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提炼升华”过程，因此二者是不可等同的，譬若发现了某种品位的铁矿石，并不等于炼成了钢铁那样。 下面即以意兴意旨为一方，进一步来探讨其与意脉联系的几种途径。 一般地说来，处于相同或相似的时代而人生经历亦大体相近的诗人词家，对于同一的题材往往会有大体相似的感受（灵感），因此其作品也往往会出现相近似的意旨，其意旨又支配着相近似的意脉。诸如在伤春悲秋、感时伤世、离愁别恨、男女恋情之类的作品中，其意旨与意脉大体相近似的屡屡可见；触景生情、缘事抒情、缘情写景、体物言志之作亦大体如是，只是大同小异而已。然而由于主客观诸多因素对诗人词家的综合影响不尽相同，意兴意旨与意脉之间联系的途径又会出现种种复杂的情况。这样，不仅处于不同时代而人生经历又各不相同的诗人词家对不同题材感受各各不同，因而其诗的意旨和为意旨所支配的意脉也就会千差万别；就是对待同一题材，也会因诗人的人格、秉性、气质、素养的差异，因其“才”、“胆”、“识”、“力”[6]的差异以及诗人处境状况的不同，而会以不同的取向，从不同的角度作不同的艺术处理，因而也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意兴、意旨与意脉。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1、不同的诗人词家对同一的题材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作不同的艺术处理，因而也就会有不同的意旨支配着的不同意脉。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陆游与毛泽东的咏梅词了。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其《卜算子·咏梅》词中写道：“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而处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则在他的《卜算子·咏梅》词中写道：“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两首咏梅词中的意兴与意旨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前者乃是作为爱国诗人的陆游表达他坚持抗金复国的理想信念至死不渝和报国无门，空余一腔悲愤，只落得孤芳自赏的意旨；于是他只好托物言志，巧借那驿站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且更受到风雨摧残、群芳妒嫉的梅花以自喻，以表现他洁身自好的情操。这就是这首词中受其意旨支配的意脉。而后者反映的则是当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艰难困苦作斗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及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与博大襟怀。这就是这首“反其意而用之”的咏梅词的意旨，它支配着这样一条鲜明的意脉：在那“悬崖百丈冰”上“送春”、“迎春”，傲风雨、斗风雪的俏丽红梅，她“不争春”，只“报春”，心甘情愿只作为烂漫山花“丛中”的一朵，“笑”迎无限美好的春光。尽管两词运用的是托物言志的同一手法，抒写的是“咏梅”同一题材，然而由于其意兴意旨不同，其意脉也就不同：一“零落”、一傲“俏”，一“愁”、“一笑”，二者迥然异趣。 2、同一诗人词家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境况下，对于同一题材也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意兴、意旨与意脉。有时甚或产生鲜明强烈的对照。中唐刘禹锡曾两度春游京城长安的玄都观，均赋诗题咏，前后时隔十余年。这两首诗的意兴意旨与意脉迥然不同。前一首题作《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后一首题作《再游玄都观并引（序）》，云：“余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改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免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828年）三月。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两首诗中均以“刘郎”自称，而以“桃花”喻朝中得势的那些新贵们，以“种桃道士”借喻当初扼杀永贞革新、打击王叔文集团、贬黜刘禹锡等八人的当权者。在作者写后面这首诗时，有些本应对这些负责的执政者已经死了，故云“归何处”。前诗因“诗语讥忿”，触怒当权者，作者因此又遭贬逐，在后诗序中已叙明原委。前后两首诗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照：花盛花衰，郎去郎来，政局大变，人非物非。两诗不仅意兴意旨不同，而且受其支配的意脉也迥异。细细玩味，发人深省。 3、同一诗人词家，在同一时空环境下对同一题材故作互相矛盾的抒写，便会产生其意旨与意脉的“二柄现象”。何谓“二柄现象”？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有云：“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据此可知，在同一首诗词中同时出现两种极端的设喻，谓之“二柄”。如宋代吕本中的小令《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词的上片慨叹意中人不能像中天明月一般相随而永不分离；下片则抱怨意中人却游移不定，难得团圆。意旨上的“二柄”，支配着意脉上的“二柄”。如此匠心独运，诚令人耳目一新。 四、意脉与章法结构之间的关系 意脉乃是诗的内在神经脉络，而章法结构则是由诗的骨骼支撑起来的肢体。意脉蕴藏于诗的里层，而章法结构则显露于诗的外表。清人方东树说：“章法，形骸也；脉，所以细束形骸者也。章法在外可见，脉不可见。气脉之精妙，是为神至矣。”[7]由意脉管束支配的章法结构以多种多样的形式体现出来，其主要形式大体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