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双十节”，在沪上刊行不久的《电影月刊》推出了“民族主义电影运动专号”。时任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为其题词：“希望中国电影界同人把吾国民族性的优点从银幕上发挥出来。”这一专号的出现，实则是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深刻反映。北伐革命成功之后，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政治宣教攻势，沪上文坛此时已充斥着昭然若揭的党派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尤其是1930年3月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令国民政府不得不专注于推行自身的文化统治工作。“左联”成立三个月之后，上海文人朱应鹏、范争波、王平陵、傅彦长、黄震遐、张若谷、叶秋原、汪惆然等人在上海成立“前锋社”(因其成立日期为当年6月1日，故也称“六一社”)，并在朱应鹏主编的《申报·本埠增刊》上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这一宣言被《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以及南京的《“中央日报”》《开展月刊》等纷纷转载，①并由此拉开了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序幕。1930-1932年间，《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以外，陆续还有上海《草野》周刊，南京“开展文艺社”的《开展月刊》《开展》周刊以及《青年文艺》、“长风社”的《长风》半月刊，杭州“初阳社”的《初阳旬刊》、“黄钟文学社”的《黄钟》等鼓吹“民族主义文艺”、批评左翼“普罗文学”理念的刊物行世。② “前锋社”中的傅彦长、张若谷、叶秋原、汪惆然、黄震遐早在《银星》时期就与此时《电影月刊》的主笔卢梦殊交好，多次在其主编的《银星》及《银星》号外——《电影与文艺》上发表文章。1930年，黄震遐参军赴陇海线作战而短暂失踪，叶秋原曾在《申报·本埠增刊》上发表悼念文章：“我们的诗人有难言的漂泊的身世。他遗下了一个妹妹，现由张若谷兄代为留养。身前与朱应鹏、傅彦长、卢梦殊等最为友善。他是广东籍的上海人，存年二十有一。”③基于文艺理念的志同道合和地缘文化上的亲近感，卢梦殊主编的《电影月刊》一直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重要平台。前文提到的“民族主义电影运动”专号，更是集中显现了卢梦殊等人在左右对峙时的政治立场。总之，《电影月刊》几近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此时“左右对峙”的文坛纷争中，并成为20世纪30年代右翼“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即着力于在爬梳相关批评史料的基础上，探究“民族主义”电影论的理论诉求，并希图以当下视角进行客观公允的评价。 一、“民族主义文艺”出现之契机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认为艺术源于民族意识并服务与民族意识，宣称：“艺术作品在原始状态里，不是从个人的意识里产生而是从民族的立场所形成的生活意识里产生的，……在艺术作品内显示的也正是那艺术家所属的民族底产物”；进而，“文艺底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④为证明此论点，该文还论证了欧洲各国的现代派艺术与各国民族性的联系，如法国的印象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以及意大利的未来主义等。这一有着泰纳“种族、环境、时代”之艺术决定论意味的观点明显趋于偏颇与武断，将现代派艺术直接对应于欧洲各国之民族性尤其显得牵强附会。浮泛的口号始终无从掩饰“前锋社”文艺理论的苍白，作为主要成员有着党政背景，⑤名号也源自《三民主义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的社团，“前锋社”的文艺理念着实无法抵御其官方宣教色彩的消解，“前锋社”社员扛起“民族主义文艺”的大旗，确有“项庄舞剑”之嫌。 现在看来，“民族主义文艺”实则是在政治意识上“左右开弓”。一方面，“民族主义文艺”是“前锋社”用以抵制“普罗文艺”，对抗左翼无产阶级文艺的利器，朱应鹏曾在报刊上承认：“民族主义文学的抬头，普罗文学是必需要其败退的。”⑥“民族主义”实属南京国民政府应对左翼“阶级论”的统辖性话语建构，在民族危难面前，不同理念自当摒弃前嫌，共赴国难。这在统一民族认识的同时，也抚平了阶级性，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⑦“民族主义文艺”论者宣扬的政治自决与抵制左翼，正是国民党威权政治推行文化统治的一体两面。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还是30年代国民党内部党争的产物。在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履职前后，国民党内部有极右翼的“西山会议派”，少壮军官组成的“黄埔系”(核心组织是宣扬法西斯的“蓝衣社”)，知识精英组成的“政学系”，以及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控的“CC系”。“这几个派系间的关系很复杂。每个派系都公开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都拥护蒋介石为这个政权的领袖；可是彼此打交道有时却非常紧张，因为他们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⑧1929年6月，“西山会议派”把持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全国宣传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怆在会上提交(《确定本党之文艺政策案》，决议要“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如发扬民族精神、阐发民治思想、促进民生建设等文艺作品)”，同时还要“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如斫丧民族生命、反映封建思想、鼓吹阶级斗争等文艺作品)”，⑨正式抛出“三民主义文艺”，并将其认定为“本党之文艺政策”。一年后，“前锋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揭橥，“其实恰恰意味着某种分化和旁出，反映了国民党内部对于文艺政策的歧见”。⑩作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两大文艺观的共同敌对方，左翼阵营一语道破天机：所谓“民族主义文艺”其实是陈派“CC系”的买卖。(11)新近刊行的傅彦长日记记述，1930年5月24日(亦即“前锋社”成立一周前)朱应鹏在上海梵王宫饭店延请宾朋。座上除傅彦长、徐巍南、范争波、潘公展等沪上文坛、党政名流外，陈果夫也赫然在列。在此前一天的日记中，傅氏还意味深长地谈及陈其美(陈果夫、陈立夫的叔父)，(12)可见左翼所言并非空穴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