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地域概念，是指以从事农林渔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相对独立的、具有特定的社会和自然景观特点的地区综合体，又称为“农山渔村”，或者“农村”①。乡村不仅仅是农林渔业经营主体及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场所，同时具有水源涵养、自然保护、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熊谷宏，1999；日暮贤司，2007)。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乡矛盾日益突出，日本开始关注乡村振兴问题。1961年开始施行的《农业基本法》，将农业政策方向由以增产为目的的产业政策调整为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目标的社会政策(藤田筑次，1988)，并且首次提出“完善乡村交通、卫生、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活、妇女就业环境，提升农民福祉水平”的发展方向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的乡村振兴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晖峻众三，2011)。1998年，日本农户户均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分别高出城市职工22.8%和4.6%③；乡村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普及率在1985年就已经与城市持平，彩电和汽车普及率还分别高出城市0.7和20.1个百分点④。2015年，日本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67.7%，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治理，青山绿水成为周末假期城市居民向往的去处。 中国与日本农业经营结构相近，文化背景相似，日本在推进乡村振兴方面积累的经验对于完善中国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对日本乡村振兴政策的分析，试图阐明日本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和措施，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政策建议。 二、日本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 二战之后，日本在农业领域着手进行农地改革，确立了以超小规模自耕农⑤为主体的经营制度。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城乡矛盾日益加剧，乡村发展问题逐渐受到重视。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二战之后，日本为解决粮食严重匮乏问题，加大了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和农业机械的投入，农地生产率得到了显著改善，粮食产量不断创出新高。但是，日本政府采取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压制农产品价格上扬，相对于快速提升的非农部门收入，农业相对收入下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55年，农户家庭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的比例是77%，1960年下降到了68%(速水佑次郎，1993)，城乡发展不均衡成为社会主要问题。 (二)农业人口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 20世纪5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农业青壮年劳动力快速向非农部门转移。1955年至1965年，日本就业人口从3926万人增加到4763万人，其中，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77.2%。然而，同期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从1498万人下降到1086万人，占比也从38.2%下降到22.8%。青壮年劳动力的快速流失导致乡村出现人口高龄化、妇女化的发展趋势，乡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益严峻。 (三)进口农产品对国内农业冲击加剧 二战之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加快了融入国际自由贸易体制的进程，1955年成为关贸总协定正式成员。为了促进工业产品出口，日本采取了扩大进口农产品的贸易政策，1959年已有43.0%的农产品品种完全开放，196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2.1%。但是，日本国内耕地使用率及复种指数出现大面积下滑，谷物热量自给率由1955年的88%下降到1960年的83%。 (四)乡村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 20世纪50年代，日本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携带残留农药、氮素等化学合成物的灌溉废水随意排放，对乡村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1950年，日本琵琶湖爆发了大面积农药污染，受害渔业损失总额达到了4亿日元。另外，镉中毒造成的骨痛病、甲基汞中毒造成的“水俣病”、“米糠油事件”以及工业废气造成哮喘病事件频发，使邻近污染源的乡村社区居民的健康受到巨大威胁。 (五)地方政府直接税税收入减少 随着乡村人口流失，在乡村新购房产以及生活的纳税家庭数量减少，造成固定资产购置税、固定资产税、个人所得税以及与之相关的消费税等直接税收入下降，致使地方财政状况日渐窘迫。地方政府迫切希望遏制住乡村人口流失的势头，引导城乡人口归乡归农，促进地方财税增长。 三、日本推进乡村振兴的相关措施 推进乡村振兴存在经济学、社会学和生态学三种不同视角的政策体系。经济学关注提升农林渔产业生产效率，社会学注重提升乡村社会福祉，生态学则重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宫崎猛，1998)。各种政策体系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涉及领域广，协调难度大。自1961年《农业基本法》施行以来，日本围绕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这一长期目标，统筹各方诉求，采取了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和政策工具，扩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生活环境和提升乡村福祉水平等措施，形成了符合超小农生产结构特点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见图1)，实现了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目标。但是，这一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城乡矛盾的变化逐步完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例如，20世纪60年代，日本乡村收入水平和居住条件相对滞后，乡村振兴政策聚焦在完善乡村生产生活基础建设，力图通过财政资源的制度性再分配，改善乡村发展能力。70年代，日本农户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归乡人员不仅仅满足于吃包穿暖，他们对于居住条件、上学、看病、养老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乡村振兴政策转移到创造就业机会、提升乡村福祉水平及保护生态环境等领域。90年代，日本谷物热量自给率下降到30%左右，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到4.5%。1999年，日本开始施行《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简称“《新基本法》”)，决定通过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缓解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本国农业的冲击。乡村振兴政策的重点转移到促进城乡交流、融合，保护和开发乡村景观和对区位劣势地区进行直接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