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共为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政治现代化而进行的自我革命。这一改革是以如何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相统一为原则而展开的。这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迥异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政治原则，因而被那些崇尚西方政治制度的人所非议；另一方面，由于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吸收了西方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合理因素，改变了过去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因而被一些人视为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这两种观点前者以西方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后者以过去的标准来评判今日中国的改革，都得出了片面又错误的结论。事实上，如果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进行客观审视就不难发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而有原则、有目标、有步骤、有计划地探索和推进，力图实现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原则和时代要求的统一；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共通过对国际国内经验的总结和实践探索，明确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因此，有必要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和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和梳理，以正确认识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以党政分开促进人民民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迅速改变人民极端贫困的生活状况，党和国家把经济发展置于优先的地位，首先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私人资本、外资的引入，要求改革政治体制以与之相适应。由此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进入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邓小平1980年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遗憾的是，尽管这篇讲话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初步构想①，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对此指出：“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提到日程上来。”否则，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②他还说：“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把权力下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③他的这一番话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及意义：一是政治体制必须改，一方面国内经济改革的深入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另一方面在当时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搞的改革步子较大，对中国的压力较大；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本来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精兵简政、权力下放、扩大民主。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实际上为政治体制改革定下了基调和方向。 随后，邓小平在1986年6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作的《改革政治体制，增强法制观念》的讲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充分的准备才能进行。“要把主意拿好再下手，主意拿不好不下手。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然后再下手。”④第二，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协调推进。他说：政治体制的改革决定所有其他改革的成功，“因为事情要人来做……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⑤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端正党的作风。他说：党风搞不好，改革开放就可能走向邪路。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⑥第四，提出了党政分开的设想。他说：“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⑦这话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党政分开设想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切入点。第五，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⑧这些论述反映了邓小平已开始从具体操作的层面进一步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致框架及基本路径。 然而，尽管中共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毕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实践探索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干扰。特别是受西方影响而在社会上出现的自由化思潮借改革之名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实，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为此，邓小平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并明确阐述党政分开的内容、目的以及努力方向。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作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蓝图》的主题谈话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下放权力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还有一个内容是提高效率。”⑨至于这4个方面的改革如何展开，邓小平认为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推进党政分开不是削弱、取消党的领导，走西方权力制衡的老路，而是继承我们体制中的一些好的做法，改掉那些不好的东西，以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包括什么内容，要找人“理出个头绪”；改革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总的原则是“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⑩邓小平在这里强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路线图、具体方案及与西方政治体制相互区别，是因为他认识到：当时国内出现的自由化思潮及其主张与我们党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是根本对立的，如果不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具体而明确的部署，就有可能变成削弱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走向否定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的邪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