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中以闽南方言传唱的歌曲与演出的电影，伴随着台湾人民度过漫长岁月；这其间有明清时期入岛汉人移民早已唱响的闽南歌仔，有日据时期与光复后创作的流行歌，更在1955年至1981年间，台湾兴起拍摄闽南语电影风潮中，通过文化借取方式，产生不少以歌借影或以影作歌的大众文化作品，为台湾闽南语影歌历史写下特有篇章，而从歌曲与电影内容中，更可一窥台湾女性在社会变迁中的形象与地位。 一、闽南语电影歌曲滥殇 台湾闽南语电影开拍虽然于1955年才启动，不过，在日据时期一段因应祖国大陆默片电影输台之需，而开启闽南语歌曲创作滥殇与方言解说，并在日后的闽南语电影歌曲中占有重要陪衬地位的历史，亦值得一书。 虽然被日本殖民统治，日据时期台湾闽南语歌曲创作的起源并没有置身于祖国大陆的社会发展之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陆电影界兴起拍摄与社会议题有关的电影作品，比如与女性或两性互动有关的题材。而这股风潮主要来自社会思潮的改变，当时一项重要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正风起云涌地展开，其中呈现在妇女问题与两性关系互动方面，是中国妇女逐渐自传统束缚中解放[1]，过去男女授受不亲、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情形逐渐产生变化，异性之间可以自由恋爱，对传统婚姻观亦为一种挑战。 然而，维护传统男尊女卑的势力依然存在，因此有关挣脱礼教或因自由恋爱而造成的家庭矛盾与社会悲剧等例子不胜枚举；过去在封建社会下所产生的阶级或两性关系等问题，也逐渐浮上台面成为各方面探讨的议题，其中有部分题材体现在文艺活动如电影的内容，描写当时社会五花八门的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台湾虽正受殖民统治，然而，两岸人民往来频繁，自五四运动开始，即受到祖国大陆各类文化风潮影响。这一点在当时的报纸与文学性杂志等刊物不时可见相关文化议题的讨论①，例如1920年初期在《台湾民报》上即刊登有不少探讨女性问题的文章，内容不外乎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女性观、自由恋爱、妇女解放运动；到了30年代，改名后的《台湾新民报》以及以文学、娱乐、休闲为诉求的《三六九小报》等，有更多的小说、散文或剧本等创作刊登，显见当时台湾虽处于半开放的社会，传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性角色正逐渐在改变中。 两岸社会思潮相互对应，大陆思潮的改变，其所拍摄的相关题材影片，在宝岛自然也具有其市场性，而经常输入岛内上映②。此时，大陆与女性主义相关之电影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争取婚姻自由 30年代联华影业成立后拍摄了不少描绘社会背景的电影，其中的《野草闲花》，描写贫穷卖花女与富二代的恋爱却不受家庭祝福的故事，由阮玲玉与金焰分饰。剧情中在富家男协助下卖花女成为红歌星，因当时声音技术刚被运用在有声电影，技术尚未纯熟，成本亦高，为了呈现剧中女主角演唱情节，导演孙瑜除在运镜上采用新颖手法之外，也以俄罗斯民歌曲调填上《寻兄词》，作为影片主题歌，灌制成唱片。放映影片时，当银幕上出现歌唱镜头时，即以唱机放出主题歌，使得影音交融，特别感人。[2] 时值《火烧红莲寺》等武侠神怪片分别以连续剧集出现之际，《野草闲花》以其高雅及清新的格调吸引大量观众，而《寻兄词》一曲也四处被传唱。上海默片电影时代为剧情写歌并于电影放映时播放，从此成了台湾闽南语流行歌创作的滥觞，因缘际会开展出闽南语流行歌的创作风潮，而延续至今成就无数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1931年，联华另一部描写贫女与富二代的爱情悲剧故事电影《桃花泣血记》，由卜万苍导演，阮玲玉与金焰主演，引进宝岛③[3]。电影在大陆上映时赚人热泪。因此，当1932年《桃花泣血记》电影引进台湾上映时，为了电影票房，片商循联华前一部电影《野草闲花》配乐作法，祭出有如现今“打歌”之构想，邀请台北大稻埕著名“辩士”④詹天马与王云峰为电影宣传歌曲作词作曲。 当电影上映前，片商乃差遣小型西式乐队于大街小巷演奏这首宣传歌，随着电影于全台上映自然也唱遍宝岛，此一现象更引起日商“古伦美亚”(今译“哥伦比亚”)唱片负责人柏野正次郎的重视，决定摆脱过去以戏曲为主要内容的唱片制作与发行，将这首《桃花泣血记》录制成“曲盘”⑤，由歌手纯纯主唱。[4][5][6] 宣传歌歌词的架构在电影故事发展，除叙述分段剧情外，也藉此鼓吹要调整封建社会下因阶级划分所产生的婚姻制度，打破因阶级所造成的迷思，并倡导自由恋爱观念，流行歌曲传唱全岛内，从其受欢迎程度，亦能理解当时社会逐渐接受了开放的观念，对解除封建桎梏，向往自由异性交往观念的渴望。 一经机械式复制及传播，唱片之传唱效果更甚于仅在电影上映前的游街式演奏，也因此，大街小巷传遍《桃花泣血记》旋律，至今六七十岁以上的台湾人民均能琅琅上口，继而掀起台湾流行歌时代的序幕。 同一时期，1933年另一部亦由阮玲玉主演之影片《城市之夜》入岛时，唱片公司嗅出商机，循着《桃花泣血记》片模式，再度聘请词曲作家李临秋与王云峰运用电影剧情写出同名歌曲[7]，歌词中写出贫女的愁绪而不得不接受富商子之爱，最后却有圆满结局，曲盘于1935年发行。电影剧情最后虽以喜剧收场，其主轴思想仍然阐述了当时贫富差距的社会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