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影评的两个学术维度：资本逻辑与社会逻辑 任何电影必然携带着某种既定的话语形式——美学的、消费的、文化的、政治的意义体系，并尝试在话语维度上编织某种可能的传播效果，由此形成了我们考察电影实践的不同认识维度和批评方法。如同互动营销(interactive marketing)肯定了社会反馈在整个产品营销实践中的积极作用，①电影评论作为一种典型的话语形式以及受众反馈方式，深刻地作用于电影传播效果，与电影的口碑、票房、社会价值之间形成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影响关系。②相关研究发现，电影评论不仅影响着一部电影的市场表现，同时也影响着电影工业的决策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话语形式影响了一个企业的价值观。③ 探讨电影评论与电影票房之间的关系和数据模型，成为电影评论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领域。④相关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发现，人际影评(word-of-mouth)、专业影评(professional movie reviews)、网络影评(online movie reviews)都以不同的方式成就了电影的票房神话，成为推动电影工业的重要影响因素。首先，就人际影评而言，亚瑟·德-瓦尼(Arthur De Vany)和大卫·沃尔斯(W.David Walls)的研究发现，市场逻辑决定了电影首周末的票房，而人际之间的口碑传播则是影响一部电影长远效益(long-term success)的首要决定因素。⑤其次，就专业影评而言，它必然会影响到电影，但对于不同的电影类型，其影响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有学者基于荷兰电影的实证数据研究发现：专业影评对于艺术电影而言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效应(influence effect)，其结果就是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决策和观影行为，但专业影评在主流商业电影那里仅仅发挥着预测效应(predictor effect)，即专业影评并不会直接影响人们走进电影院，但却可以作为一个相关因素成为电影票房的重要预测指标⑥；最后，就网络影评而言，伊洛纳·德-勇(Ilona K.De Jong)和克里斯蒂安·伯格斯(Christian Burgers)通过对电影《蜘蛛侠》的个案研究发现，“在非线性扩散模型(nonlinear diffusion model)语境中，网络影评的数量(volume)、效价(valence)和扩散程度(dispersion)都和未来的票房数据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⑦ 网络影评是一种高度媒介化的电影评论形式，即一种基于互联网思维和逻辑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电影评论。尽管说专业影评和网络影评都是影响电影票房的重要因素，但二者对应的是不同的话语生产方式和舆论动员结构，最终体现为不同的影响效果。⑧如同《纸牌屋》的成功宣告了网络影评是如何在大数据维度上拓展了电影生产的想象力，⑨网络影评已经成为整个电影生产体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话语形式和符号实践。目前，已有文献关注网络影评生产的资本逻辑：一是作为营销策略的网络影评，强调网络影评如何上升为一种营销手段并影响人们的观影行为；二是作为预测指标的网络影评，强调网络影评与电影票房之间的数理关系，即网络影评本身的立场和态度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电影的市场表现。⑩ 作为整个电影实践中非常重要的话语形式，网络影评极大地拓展了电影本身的传播效果。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网络影评在电影工业体系中的资本逻辑，而本文则尝试思考网络影评的社会功能，即在传播学维度上考察网络影评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换言之，本文更多地关注网络影评的社会意义，主要强调电影在公共议题建构层面的传播政治功能。电影是否具有影响社会的政治功能，电影史上那些经典的电影实践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韩国电影《熔炉》关注历史上发生在光州一所聋哑学校的儿童性侵事件，但影片并非停留在泛泛的社会批评层面，而是直击韩国司法体系的诸多漏洞。影片对现实疼痛的深刻揭露与批判，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公共舆论，由此向整个国家抛出了一个拷问司法正义的沉重命题——谁来捍卫未成年人，特别是残障孩子的生命尊严?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下，韩国政府重新启动当年的“仁和学校性侵事件”调查，同时陆续修订并通过了一系列儿童权益保护法案，如《性侵害防治修正案》(又名“熔炉法案”)、《社会福祉法事业法修订案》等。正是源于电影在社会司法层面的深刻影响，《熔炉》被誉为“一部改变国家的电影”。而类似于这样的“改变国家的电影”，韩国电影人给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辩护人》《素媛》《追击者》《杀人回忆》《恐怖直播》《出租车司机》《梨泰院杀人事件》…… 实际上，电影之所以能够深刻地影响社会，一方面是因为题材本身触及到了具体的“现实痛点”，另一方面则离不开网络影评在社会公共议题建构上的话语影响。正是在网络影评的话语生产实践中，电影的社会维度不仅被发现了，而且被极大地激活了。电影从纯粹的资本或艺术命题上升为一个社会公共议题，意味着电影的社会学内涵被发现了，其结果就是电影的资本逻辑开始让位于社会逻辑。《熔炉》《辩护人》《出租车司机》等韩国电影“改变国家”的舆论背后，站立的是一篇篇石破天惊的电影评论——NO CUT新闻社的《从5.18事件到“熔炉法”，那些改变世界的电影》、NEWS1新闻社的《是什么呼吁了一千万人，是差点成为独立电影的〈辩护人〉》、SBS新闻社《从20代到60代，撼动了千万人的电影〈出租车司机〉的力量》……转型时期的中国问题为电影的艺术生命和文化坚守提供了永不枯竭的选题资源，我们有理由在被消费主义笼罩的资本实践中重新寻找和思考电影的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