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东山是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的代表性人物，其创作生涯始于民族电影产业初兴的20世纪20年代，成熟于“新兴电影运动”“左翼电影运动”以及“国防电影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30年代，在抗战期间达到其创作之巅峰，成为“大后方”的“抗战电影”创作的旗帜性人物。史东山的创作历程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最终悲剧性地终结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史东山的电影，乃是一个时代的影像的浓缩，而其交织着激情与悲情、理想与现实、转变与坚守的创作之路，则印刻着几代中国电影人的共同命运，极具样本意义。史东山及其电影创作是书写中国电影史不可轻忽的重要一页。 一、寻觅都市的感性 史东山1902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他本名不叫史东山——“东山”只是他老家门前一座小山的名字。背井离乡、出外闯荡的史东山常常怀念这个他儿时常去嬉戏玩耍的地方，于是，就把自己的本名“史匡韶”，更改为这座小山的名字，这也算是对家乡的一种怀念吧。其实“东山”二字确实比其原名叫起来更加朗朗上口，很多人也正因为这个响亮的名字而记住了这个大导演。1919年，17岁的史东山背井离乡，只身来到上海闯荡。史东山起初是在电报局里当小职员，拿着每月四十元的薪酬，糊口并不成问题；但平庸枯燥的生活下埋伏的那个不甘平凡的心却日益蠢蠢欲动。彼时的上海不仅有着灯红酒绿、电光幻影的物质诱惑，作为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由于长期身处“西风东进”的枢纽地带，她也已成为了西方文艺思潮登陆中国的前哨站，西方艺术家们摆弄的最新的“玩意儿”、操演的最新的观念，很快也会在这个中西观念糅杂的十里洋场占有一席之地。为了更好地融入这个摩登的新世界，同时也为了排遣自己胸中的苦闷，年轻的史东山加入了晨光美术会学习绘画，业余时间兼修音乐，为此他还买了一架小提琴，刻苦地练习。这算是史东山与艺术最初的结缘。 其时，新兴的电影艺术，拥趸日众，蒸蒸日上，大有和音乐、美术并驾齐驱之势，它们一同定义着都市的时尚与趣味。此时，浑身文艺气质的史东山很难不与电影发生接触。然而，有意思的是，史东山最早踏入影院却并非为了看电影，而是听音乐。早年上海的电影院大多以放映外国无声片为主，为了招揽观众，一些豪华电影院喜欢弄个白俄乐队，在电影院的银幕前，根据影片的内容与情绪，配上乐队的演奏。①史东山之所以常常花钱买票进电影院，就是希望能够偷学到白俄乐队拉小提琴的手法和弓法，至于电影情节好坏与否，起初倒不为史东山所关心。但是，在“偷师”的过程中，他却渐渐对银幕上闪烁着的电影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意中也变成了一个影迷，其迷恋程度竟超过了音乐！于是，史东山索性放弃了电报生的工作转行去干电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转进了一家中国人办的不成样子的电影厂，开始像杂工一样地帮美工师画布景，以后又去学摄影，反正什么都干”。② 史东山所说的这家“中国人办的不成样子的电影厂”，实际上就是和他同在晨光美术会研习美术、后来和他齐名的大导演但杜字所创办的一家电影公司——上海影戏公司。史东山最初是在上海影戏公司担任演员，曾在但杜宇执导的《古井重波记》中饰演角色。1925年，史东山自编自导了上海影戏公司出品的影片《杨花恨》，从此挺进了导演行列。1926年，史东山转投大中华百合公司，又马不停蹄地导演了《同居之爱》与《儿孙福》两部影片。1927年，武侠片开始大行其道，史东山也紧追潮流，接连拍摄了两部武侠片：《王氏四侠》与《美人计》。1928年，他为耐梅影片公司拍摄了影片《奇女子》。翌年，史东山又来到天一影片公司，导演了《江侠士刺虎》《双雄斗剑》等影片。 作为晨光美术会会员，史东山也与其同人但杜宇、张光宇、丁悚等人一样，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度沉醉于西风，徜徉在王尔德、波德莱尔、尼采等这些西方大师的作品之中。那时的他信奉着纯粹的“美”，认为“电影是件包含最广、魔力最大的东西，在美术上论起来，电影除了音的美之外，无论‘色彩’的美，‘线条’的美，‘动作’的美，统言之，无论‘天然’的美，‘人造’的美，都能在银幕上有调有序地表现出来。”同时，他也笃信电影有着“安抚人类的本能”与“转移民众的趋向”的作用，“所以电影又是一种最有力的社会教育”。③真善美的统一、艺术创造与社会责任的统一，构成了史东山对电影的一个基本认识，而在创作实践中，由于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史东山在镜头运用和场面调度上有着更多的审美敏悟，他的影片对构图和用光颇为讲究，镜头分割相对较细，敢于和善于运用近、特景别。”这让史东山的电影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影坛独树一帜，并以此和洪深、但杜宇等一起并列为中国早期电影“冷峻派”的代表人物。④他们的出现“和世界电影史上20世纪20年代盛行欧洲的‘先锋派’在某些点上有些合拍，显然与中国电影史上张石川为代表的‘影戏’派不完全相同”，因此“给早期中国电影银幕带来了视觉冲击，是一个刺激”。⑤除了“冷峻”“先锋”的面孔之外，史东山在其执导的影片中安插的媚众桥段亦不在少数。在他于20世纪20年代执导的《杨花恨》《同居之爱》以及《美人计》等影片中，不时出现女主角宽衣解带的香艳镜头，无不表征着青年史东山思想的大胆与开放。史东山曾在多年之后将之自嘲为“唯美派”，认为自己当时的作品在对家庭布景的营造上，其“摩登”之程度，连“美国、法国家庭都赶不上，只有在书报上才能见到”。⑥而当我们翻看史东山那些旧时的留影，发现照片中那个梳着油头、西装革履、蓄着两撇小胡子的摩登男子，其造型像极了早期好莱坞巨星克拉克·盖博。由此亦可见出，彼时的史东山确乎言行如一，身体力行地追逐、实践着自己的艺术观念。20世纪20年代的史东山及其作品就这样以美的、充满都市感性的面孔固定在了影史之中。
